徐友渔、华泽的《遭遇警察：中国维权第一线亲历故事》在2012年夏天就已出版。到现在，它的英文版（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Dragon: Stories of Repression in the New China， Palgrave, 2013）也已出版一年多。由于我和作者、编者、译者都有缘分，所以该书在成书过程中就为我所知。早在2011年利用我的学术休假，我把华泽的《飘香蒙难记》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华泽亲笔签名的书放在我的案头也有两年半。直到今天，我才动笔写下我的书评，兑现给朋友的承诺。

野蛮的黑森林

我一年通常可以读一二十本、甚至几十本书，但《遭遇警察》让我读了三年。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我不愿进入黑暗深处。人生至此，我悟透了但丁《神曲》开篇之言：“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笔直向前的路径已经失落。啊，对我而言，要说明那个森林的荒野，残酷和广袤，是多么的困难啊！仅仅是这想法本身，就会激发新的恐惧。”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始终无法开悟，为下面的问题找到答案：我们如何穿过黑暗，又如何找到光明？思想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感受他人的经历，或只是看到人性的美丑。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一个一个的案例中，发挥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来揭示、总结和归纳出模式、制度和政治社会宏观的变迁（Cˑ赖特ˑ米尔斯）。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社会学想象力带来的飞跃从而引申出的结论，恐怕并非会为编者和作者所直面或接受。当一位创造者对他的成果还处在舔犊情深的阶段，我把他人的智慧之子当成一个完全独立的解读对象，稍不小心恐怕造成误读，引起朋友之间的误解。

读罢《遭遇警察》，合卷深思，脑海里留下的是恐怖、阴森和野蛮的黑森林。22位作者、22篇文章，篇篇催人泪下，让人唏嘘不已。正如作者们指出的，中国还是一个“法外的、野蛮的国度”（徐友渔），是一个比“冷风刺骨”的冬天还冷的地方 （滕彪），一个“围城之国”—— 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小乔），是一个“荒谬的社会”（游精佑），是一个“邪恶政权”下的“神弃之地”、“恐怖的国度”和“毒化的中国”（李昕艾），是一个停留在“不正常时代”的“奇迹之国”（慕容雪村），是一个“警察无处不在”、“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警察国家”、“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华泽）。

出版人金钟指出，这种建立在“和谐谎言之上”的警察国家，“只有纳粹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克格勃可以类比”。而其核心机构就是“国内安全保卫局或大队”，简称“国保”。这一中国特色的“盖世太保”对中共党国的维稳体系来说，就是一个国宝，一个滥用“毫无必要的横暴”（徐友渔语）治国的利器。

“毫无必要的横暴”

本书的作者们提供了大量亲身经历，展示了“国保”的残忍和暴虐。最让人震惊的是伤害致伤的滥用。例如，滕彪是这样描述他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身体及精神折磨”：绑架、失踪、带黑头套、狠踢、“扭胳膊、摁脑袋、掐脖子，推、抓、拽，非常粗暴地将我摁倒。”而他的一位同道也是“被多次辱骂，脑袋被摁到地上，脸被搧，手指被猛攽，右手大拇指和手腕有明显伤痕。”古川的妻子李昕艾写道：“古川被秘密关押期间，经历了带黑头套、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不准走动、肆意辱骂、拳打脚踢、耳光如风、扒光裤子、被逼下跪等种种酷刑……负责审讯他的‘国保’陈世杰见古川不肯屈服就范，就拿两个孩子来威胁要挟。”

北京独立制片人何杨这样描述他关押时半夜被隔壁声音惊醒：“‘我X你妈，X你妈……’一阵怒吼和谩骂声，有人呻吟，低沉的呻吟声。又是一阵谩骂和怒吼……从这种暴虐的声音中不难判断隔壁的情形。”记者雨声这样记述了他莫名其妙遭受的警察的毒打：那人一拳打到我脸上……又一人挥拳打到我的头上。“更多的拳头，头、脸、胸、腹，纷纷中招。两个人各扳我一条胳膊使劲往上抬，其中一人一边抽我的皮带，一边用拳头打我的胸腹，另一个人主要攻击我的头部，身后还有一人可能凑不到跟前，于是跳到旁边小桌子上，抬腿对着我的头和脸就是两脚，他的动作提醒了另一个人，那人也跳上桌子一起踢我的头。”

本书编者和作者徐友渔观察到：“在二00八年之后我听说的许多事例中，警察是蛮横粗暴的，他们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对待女性也如此，完全没有策略一说。”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几乎一半的作者是女性，而且多是知识女性，而且还涉及其他许多“闪耀的女性”（何培蓉）。她们的记录也不缺少残酷的暴力折磨，而且还有专门针对女性的“微侵”。福建福清为弟弟申冤的吴华英半夜被从家中拷走，下面是她记述的随后经历：“我被按坐在一张‘老虎凳’上。‘老虎凳’用铁条和钢管焊成，扣上前面的横版，我被固定在里面不能动弹。”“审讯轮班进行。”“长时间被强光照射，我已分不清白天、黑夜。身体里的水分也在闷热中蒸发流失。被固定在‘老虎凳’上的身体麻木酸疼，滴水粒米未进的肠胃开始一阵阵痉挛。我一边用手捂着胃，一边弯着身子，以减轻肠胃痉挛造成的疼痛。审讯者时而戳我脑袋，时而猛踢‘老虎凳’，时而拽着我的肩膀晃动，不让我因极度疲乏而昏睡过去。”

性骚扰还包括：“女犯”洗澡间让在里边“如厕洗澡的人春光外泄”，送饭的师傅、巡逻的管教都会偷窥（吴华英）；“穿的裙子被掀起来”和“不让穿衣服”，还有“警察冲进来把她们带到和什么里派出所，拳打脚踢，让她们承认卖淫，还给她们嘴上捂三层口罩，每层都涂上芥末油，连呛带憋，不是人受的罪”（王荔蕻），上洗手间有女警一直贴身跟随，“不能关闭洗手间的小门”（小乔），等等。慕容雪村还写道刘沙沙的例子，讲到女性参与维权的危险，特别提到陈光诚住的“东师古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

刻意算计的“微侵”

曾在央视供职的纪录片制片人华泽“被人从后面按住，仰面架起，一边向后拖，一边黑头套从天而降。”她写道：“挣扎的过程中，黑头套被我挣脱了，在被七八个大汉头朝下脚朝上塞进面包车时，记住了这个最后的镜头：我用双脚勾住白色面包车的门框，不肯就范。一个绑匪变形的脸，恶狠狠地俯视我：‘再挣巴就弄死你！’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后来，一个她称之为“打手”的将她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B！”华泽记述道：“我的手腕被他拧得和胳膊形成了三十度锐角。四肢开始痉挛，渐渐麻木，失去了知觉。”与身处社会边缘的下层女性相比，这样的对待当然还不是最残忍的。但华泽却细致地描述了“国安”（比“国保”还要会“精致迫害”的安全部门）微侵的新手法。所谓“微侵”（微观细小处的侵犯和伤害， microaggression），用这项研究最有名的美籍华裔心理学家隋文（Derald Wing Sue）的定义，就是“故意或下意识的，短暂的和每天常见的言语、肢体行为、或环境气氛传达的屈辱。针对种族、性别、性倾向、宗教等差异，它们是要向被选定的个人或伤害的受众传递敌视的、贬损的、负面的冷淡或侮辱。”（Derald Wing Sue，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2010，第五页）。华泽给我们一个例子：

审讯开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间，只留下“一号”（我把审讯者按先后顺序编了号）。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头发打了厚厚的摩丝，像招手停一样翘着，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领敞开，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银项链。

他夸张地活动活动手腕，点上一支烟，套上一个透明烟嘴，用带着银戒指的兰花指捏着，踱过来，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边。我低下头不看他。过了一会儿，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然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显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闭上眼睛，不上他的当。又过了一会（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几乎是耳语：“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地目光。他一只眉头向上挑起，挤眉弄眼的凑到离我不足一尺的距离。

在另一天，华泽又遭遇了类似的伤害。她写道：

我把头埋在双膝上默默地想着，门“砰”地开了，涌进来一帮人，其中一个紧挨着我坐在了床垫上。是“一号”，那个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抬头！看我！”

我不动，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点上烟，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烟从我趴着的头和胳膊缝隙间吐进来。我朝远处挪了挪，继续埋着头。他也跟着挪到床垫中间：“呃，你怎么这么淡定啊？在台湾受过训吧？”周围嘻嘻哈哈一片笑声。

华泽还写道另外一个“国保”：

他火了，围着床垫走了两个来回，开始破口大骂：“你个贱B，你以为你是谁呀？装TM什么丫挺的？……”继续骂，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来：”你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说？我弄死你！”打手一边将我的手腕往后扣，一边从牙缝里骂：“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厉害吗？我就捏死你！捏死你这个贱B！”

类似的侮辱、揶揄例子在本书中不胜枚举：“国保”对刘沙沙吆吼：“你一个女人家！”“你一个女的，怎么会对政治这么感兴趣，受谁影响？” “国保”这样评价郭泉：“其实郭泉人不坏，就是他不知哪根筋拧上了……”“国保”这样教训唐小昭：“你呢，是个很感性的人，有时候会冲动，也没看清楚宪章是什么，就签名了……”“你这样做是很幼稚的，签个名就能改变什么吗？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看来你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像你这种单纯冲动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你是被他们利用了……”“你看，外媒是在利用你！你被人家利用了都不知道！”对年过六旬的王荔蕻，警察毫无来由恶狠狠地破口大骂：“傻逼！”“瞧你那德行，那么大岁数了。”“不跟你说了，你这个人太偏激，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我把话放在这儿。你们这些人……”

何杨在审讯中听到一连串的羞辱和讽刺：“这么个大男人，还靠老婆和父母养着，你要脸不要脸……”“你说说你为家庭做过什么贡献……”“你就是虱子，寄生虫、社会渣滓……”“我见到你们这种人就烦，一天到晚牛逼烘烘的，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在这里，你就是一堆臭狗屎……”“以后无论什么人进来，你都得站起来，说领导好，不让你坐不许坐。听见没有？” 陈家坪也记述了两名协管非常嚣张，张口就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儿们”。

敌对分子：新贱民

从这些细节，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的“国安”、“国保”和“公安”虽然还继续保留了他们土匪、流氓和痞子的原生态，但他们也花了精力和财力，在系统地运用现代心理学升级他们的恐吓和威胁手段，尤其是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小动作来炫耀他们的权力、建立控制服从关系、击垮你的自尊、消灭你的自信，让你感觉到无价值、无力量和无意义。另一方面，他们系统地在政治身份上制造出一个贱民阶层，对这么一些另类的、受侮辱与受迫害的人，就只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人民民主权利。

徐友渔注意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ˑˑˑˑˑˑ中国有一个规定或惯例，每临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国家大事，警察（在农村则是党的书记、民兵队长或其他显示‘专政力量’的人物）就会把他们所管辖地区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召集起来训话，告诫他们‘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厉害的’，‘别妄想在节庆的日子搞鬼！’现在，警察居然把早就过时并且废弃了的作法——特定日子对‘坏蛋’和‘危险分子’打招呼、发警告——又用到知识分子身上。” 这个边缘化的特殊阶层的界定和孤立是由政府创造“印记”、“标签”、“分类”来制造的。这一个“贱民阶级”可以包纳“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持不同政见者”、“异议分子”（见丁子霖、蒋培坤）、“敏感人物”、“台湾特务”、“崇洋媚外臭卖国贼”、“阶级敌人”、“刘晓波那个圈子”、“汉奸走狗”、“里通外国的汉奸”、“反革命”、“上访人员”等等。

何培蓉（珍珠）观察到，“只要说是敌特，那就几乎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滕彪也印证了这一敌人与朋友的革命首要问题：“你拥护政府吗？”，“你拥护共产党吗？”，“拥护，咱们还能谈，不拥护，就是敌我矛盾。” “这下子变成敌我矛盾了！马勒戈壁的！这下子不用讲法律了！你他妈的也出不去了！你们这帮汉奸走狗！反革命！吃共产党的，拿共产党的，还不念共产党的好！天天骂共产党，你们是什么东西！”“这是敌我矛盾，你懂吗？对敌人什么样对你什么样！就像对法轮功那样！” “现在这个是敌我矛盾，我们就打你骂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没用！” 何杨也记录了国保的敌情意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人的……”“谁和人民为敌，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我们绝不会心慈手软……”

绝不心慈手软包括活埋和人间蒸发。国保们威胁滕彪说： “跟他这种人废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这儿有地方埋！”“你以为你失踪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吗？你说，北京没了你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吗？”何杨也记住了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在中国，颜色革命一百年、二百年也成功不了，即使真要成功了，在成功之前，我也要把你们这些人全干掉！”

难怪刘沙沙不无担心“现在警察把我抓来没人知道，说句难听话，麻袋一装，扔进长江，警方一点风险都没有。她在南京走丢了，谁管得着？谁有证据？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直接毁尸灭迹。皮诺切特时代失踪的上千人尸骨何存？我这样的小蚂蚁，只是历史沟壑里微不足道的一具尸骨，千万分之一，默默无闻，沧海一沙，民主的分母而已，被杀如草不闻声。”

地盘化：黑帮国家

“跟他废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滕彪认为应该推荐这句话成为2011年年度警察金句。余杰在他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中，也多次提到他遭受类似威胁：“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挖个坑，把你活埋掉，全世界不会有人知道。”而这句话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出现，说明它绝不是个别国保或公安的一时狂妄之语，而一定是某位高层（极有可能就是“政法沙皇”周永康）内部讲话的精神（中共X号“挖坑埋掉”文件一定会被发掘出来）。它的出现，标志着“法治国家”口号的全面失效。中共党国全面堕落为一个黑帮国家，公安、国保和国安俨然就是黑社会老大，协警和保安就是痞子和走狗，从上倒下遵循的都是同一个黑社会行为模式。

在黑社会老大当道的黑帮国家下，中国完全地盘化。古川不仅挨打，“倒地国保”还诬赖古川打他，并威胁说，只要他还住在海淀，就会再找他麻烦。古川说：“我会记下你的警号。”他回答：“警号牌我撕下来给你，你敢怎么样。”他能如此嚣张，因为这是派出所，是他们的“地盘”。当这帮恶警闯入滕彪家中，他斥责他们：“你身份不明，随便闯入别人家，还让主人回避，违法不说，基本人情都没了！”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想明白点，少跟我讲法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共产党的地盘儿！”警察们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后，还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扬言：“这是什么地方？就打你了，你能怎么着？”滕彪很“清楚他们不是说着玩儿的，只感觉自己像个小蚂蚁，随时可以被任何一个警察随便踩死，不留一点儿痕迹。”

“国保“对何杨也毫不掩饰，告诉他在他们的地盘上，“在这儿别跟我讲人权，这儿没有人权。碾死你就跟碾死个臭虫……”“告诉你，到了这里，想当人容易，想变鬼也容易……”山东临沂当地的警察对试图探望陈光诚的一行人明说：“这是我们的地盘，不跟你讲道理！” 所以，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我们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捷达，没有车牌，”“一路逆行”的依维柯，“无牌照的别克商务车”，“无牌照的黑色桑塔纳” ，“一辆黑色别克车”无法无天、为非作歹。

那些专制体制、镇压机器、恐怖卡特尔的代理人，“他们根本没有把国家的法律、规定放在眼里。”徐友渔写道：“我发觉，与当代中国普遍的社会风气相适应，中国警察身上的痞子气很重，与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的警察典型——威严的沙威先生大不一样，他们不是法律——哪怕是压迫者的法律——的化身，而更像无赖，毫不自信、自重，甚至不在自己的压制对象面前掩饰低下的欲望和行为，既贪便宜，又色厉内荏。”

他们的无赖在记者雨声的经历中活脱脱地跃然纸上：在被打得“鼻血稠稠地糊满了嘴和下巴，一条长鼻涕缓慢地垂落下来”，吐的口痰都是鲜红的，雨声勇敢地笑笑，说：“你们继续打嘛，肯定能打到我怕的。”一个打手听到他说的话，高声反驳：“谁打你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要胡说。”雨声说：“你们执法犯法，把我打成这样，我要投诉，我要求验伤，否则什么话都不回答！”运动裤黑大汉说：“你疯了？胡说什么呢，谁打你了？”雨声四处看：“这里有监控吗？你们连打我都不敢承认了？”另一个家伙说：“你今天喝了多少酒？还没醒呢！没人打你。”再一个说：“你妨碍执法！我们有两个同事被你打伤了，去医院验伤了。跟你打牌的那两个人很配合，什么事没有。”迷迷糊糊中雨声仍在嘟囔：“我要投诉。我要验伤。”另一人大喝：“你还验伤？我们两个同事，一个胳膊骨折，一个小拇指断裂，就凭这个，就够刑拘你！”再一人说：“和你打牌的两个人都承认了，没有警察打人，只有你抗拒执法——材料都在这里。”

在王荔蕻叙述中出现的派出所副所长王冰说：“我认为社会上只有三种人：警察、老百姓、坏人。”这里他说的“社会”当然是针对“官府”而言。警察作为深入社会的国家利器，它行使保护和镇压的双重功能，而在这种双重功能之间要迅速转换角色，正如何杨所说，“他们翻脸比翻书快。人面背后，藏着随时会跳出来的恶魔”。而这种快速变化完全是由官府的一元利益所决定的。所以，顺民才是良民，而有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就必然被归类于“坏人”。中国政治的悲剧就变得格外令人伤心：邪恶之徒掌握权柄，良善义人招来苦难。

反抗的艺术和成效

政治的悲剧和反抗是一种鸡和蛋的关系。《遭遇警察》说到底就是一部描述迫害与反抗的个人记忆。面对专制者的暴虐和五花八门的“微侵”，我们也看到每一位作者和他们生活依托的群体进行的英勇抵抗和发明了各种“反抗的小动作”。每一位读过本书或读了我的评论后再去读书的读者都会被作者笔下的黑色幽默打动。当我饱含泪花时，不时会忍俊不禁，击掌拍案叫绝。他们的高尚品行、博爱宽容、乐观理想、敏锐观察和分析、具有创造力的抗争方式，都会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传唱世代的佳话。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回避一个悲剧性的问题：如果22位作者中，有至少五人现在在国外，四人被判刑（而且许志永的刑期是四年），三、四人淡出公共视线（至少是“不谈国事”），其他的七、八人继续处于被监视、被限制和随时可能在“敏感时节”被喝茶、被旅游的状态。那么，除了他们的经历已形成文字出书、而且还翻译成英文（我相信将来还会有其他外文版）外，我们还能发掘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呢？

要回答我的问题，我必须明确，书中的作者并未形成一个组织，他们的文章也是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政治理念出发的，所以，我的讨论主要着眼书中反映出的一种总体倾向，并非适合于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文章。但我把本书看作21世纪中国“维权运动”和与此交织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新公民运动”的总体实践。我们有必要与这些运动的领军人物（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例如，我高度尊重的刘晓波、许志永、滕彪和书的两位编者，展开一场思想交流。

我的阅读体会让我强烈地感到，本书反映的维权运动有几个根本前提：（1）个人主义的政治效能。毫无疑问，民主体制和民主社会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而自由主义又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全球化扩张，人们的个人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会强化，而且还会在人群里相互传染，这就为公民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个人能力提供了平台。（2）人性论和人性的向善倾向。当然每一个个体的改变还必须对人性抱有乐观信心。不仅我们自己会提升道德修养，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而且基于其他人也会一心向善的前提。（3）启蒙的必要和乐观效果。如果许多人作恶，那是蒙昧未开化的结果。如果我们做好启蒙，尤其以身作则，即便书中的恶警也会冰心解冻，弃恶从善。（4）国家和社会的二元互动存在，因而公共舆论和“围观”会产生政治和政策效果。如果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动，或者说，随着“新公民”的产生和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国家的建立也就如瓜熟蒂落。（5）中国现行根本体制的合法性。因为有对人性、个人、公民社会和国家-社会互动的信心，所以，“我们没有敌人”。这种“无敌观”在刘晓波和许志永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鲜明。

许志永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躺在黑色的铺板上，心中豁然光明，终于懂了为什么恐惧，因为面对不公正，心中有时怀有敌意和怨恨，因为爱不够博大和纯粹。记住，要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值得爱。

是的，我们从事的是良心的事业，预审交流中我常常提到这一点。我们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我们只想为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做点什么。我们确实有远大的理想，为着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理想如此遥远，以至于令我们几代先辈们感到绝望。但是我们的理想和我们此生世俗的利益确实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我们只是为了理想。

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对许志永的高洁、大爱、理想和奉献都会肃然起敬。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灵性，没有点圣徒的素质，是难以企及的。许志永把牢狱当作了他的修身场，所以他写道：“接下来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想好了未来几年的狱中生活，要写的书的名字《灵性的成长》。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是灵性成长之路，灵性成长靠科学进步、经济发展、教育启蒙、法制完善和宗教道路。至于个人，灵性成长主要靠三个方面：服务——这一生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帮助了多少人；承担——为社会进步和他人幸福承担了多少代价，苦难、残疾等都是为正常人承担；放下——在多大程度上放下了自我。”在他身边和中国的许多人，也跟随了这条灵性的路，例如，唐小昭以“上帝保佑我们，阿门！”来结束她的文章，吴华英“默默地向上帝祷告”，陈家坪悟到“只有靠我们的心灵”。已皈依基督的李昕艾更是明确写道：“有一种信仰，它胜过世间一切力量，那就是主耶稣；有一种坚持，它胜过世间一切恐惧与威吓，那就是追求公义与真理。不义的必坚立不住，作恶的必被剪除。” 所以，中国有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例如佛教、道教、回教和法轮功等）的复兴。

问题是，从个人到国家，或从圣贤个人到良治国家的逻辑发展是否可以走通。至少自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的两千多年，这条道路就被两千年专制体制证明是死胡同。正是这样的思路，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公民领袖在抱怨中国人还是生活在中世纪的落后的臣民，但另一方面，这些试图引领中国人摆脱人类历史上第一大极权专制的精英们，要么回归到了古希腊时代的伦理道德思想，要么回到了造就耶稣救世主的罗马帝国世纪。从理性的时代再要回到信仰的时代，似乎不应该是许多社运和民运领袖的明确目标。这些要做圣人的公民运动领袖当然不屑一顾马基雅维利的论述。正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将道德和政治区分开来，将利益和权力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凸现出来。后来的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又一位创始人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系统揭示了主权、主权者、国家作为权力猛兽“利维坦”的本质。这些才是近代西方政治的起点。

基于人性、个人主义、性善论基础上的中国公民运动和民主运动，尤其是以“爱”和“修齐”为核心的圈子，其道德高度令人敬仰。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个人圣化、集体殉葬”，或者说“圣人一串，集体命运不得改善”的悖论。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道德主义和宗教色彩的社会改造运动突出了一个“爱”，忘掉了一大堆“I”：Interest （利益）、Incentive（动力）、Institution（制度）、Ideology （意识形态）。许志永和他的所有追随者有这样的资格说，“我们的理想和我们此生世俗的利益确实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我们只是为了理想。”但他无法否认，他所承担的加害都是因为“世俗的利益”、“金钱和权力”之故。显然他不会认为共产党是因为“理想”而与他和他的事业发生冲突。同样，他也不可能期盼中国人会被他的“理想”而动员起来，甘愿坐牢、平和地拉垮专制大厦。如果中国的民主政治精英们无法向私营企业家、工人、农民和年轻人解释清楚民主政治给他们带来的机会、利益、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善，自由的扩张，尊严的获得和维护，等等具体好处，那么，中国的民主精英只会是那么孤立，即便进入监牢，也会更快地被遗忘。

其次，一个不以利益为驱动、不以明确的根本政治制度翻转为目的社会或政治运动，难免不堕入道德主义的自恋和对他人的不宽容和不接纳。我们看到了许多社运人物或民运人物相互盯住对方的道德污点，热衷于首先改造人性和人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灾难的终极根源：认为打造出纯粹的、无私的“新人”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前提），而忽略了对首要的制度敌人——共产党极权专制体制的批判，也忽略了对民主化、民主革命根本政策、战略、策略和组织构架的辩论和完善。一群自封的圣人形成了中国社会和政治民主运动内部的自残、公开的相互攻讦是导致中国民主化无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可以创造出一个公共平台来追求民主公共产品，从而最优化个人利益，这是西方民主演进的主要经验。公域与私域、个人灵性进化和社会整体改进、政治与道德都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正如律师、记者和行为艺术家都可以从公民运动和维权运动中获得名声资源、提升品牌效应、带来更多金钱回报，所以他们站出来了。中国今天需要有职业的“政治企业家”，以执掌政权为目的，以摧毁党国机器和它豢养的一大批政工干部为代价，为法学院毕业生、政治学毕业生、公共行政人才、政治新闻评论人和竞选义工等制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来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与共产党展开较量。

第三，“自恋”和“无敌”的政治社会运动试图宣示自己政治上的“贞操”，不断与“其他异议人士”划清界限：“传统异议份子”，“海外民运”、“法轮功”，“闲得蛋痛” 搞出“茉莉花”事件的“海外那帮人”，等等。唐小昭的心理颇具有代表性：“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名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迁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我想，《零八宪章》运动既未宣誓要暴力推翻政权，其主要领导人刘晓波也公开宣称“我没有敌人！”，后来对刘晓波11年的恶判出乎许多人（可能包括刘晓波本人）的预料。再后来，艾未未既未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又未组织团体拿出宪章来对抗中共，还是受到出人意料的“恶搞”。许志永其实吸收了刘晓波的教训，低调搞他的“新公民运动”，淡化了政治色彩，但还是被利维坦的恶爪抓牢投监。其实，面对一个全权的专制体制，每一个中国人离政治迫害和被关进劳改营、监牢都是等距离的。甚至迫害者本人，像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无不是机会均等的体制受害者。习近平的父亲屡遭迫害、监禁甚至差点被处死，其实也在提醒他记住中共体制的险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我们任何人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还有许多“敏感人物”构成了一道厚厚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墙，我们可以幸运脱敏，那我们就没有从《遭遇警察》一书中读出真谛。

我们共同的敌人

中共统治的传家之宝是毛泽东解决了共产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今天，京城又有一批在欧美镀过金的“政治哲学家”把德国法西斯思想家卡尔ˑ施密特的著作大量译成中文，送到习近平的案台前，不断提醒他，政治就是“分清敌友”。但在《遭遇警察》一书中，几位作者似乎认为这样的划分是多余的。他们经常将“国家的代理人”和“国家制度”本身区分开来，所以想通过个人道德魅力去感化国家代理人，包括最残酷的警察、国保、国安。连法学博士滕彪教授都会说：“我对祖国如此热爱，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我专门研究法律，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这里，他显然把“祖国”和“国家政权”混淆了。

由于不分敌友、混淆祖国和国家，书中的许多例子呈现出一种“发嗲撒娇、打情骂俏”似的反抗：一厢情愿的无辜的好人感到委屈、受伤害和不被理解。刘沙沙的话说明了这一点：“你想人家是朋友，人家想你是犯人。你想的是交流，人家想的是审问。我本将心做明月，谁知明月照污水沟。”当然我不想对此过度解读，因为作为一个坚决支持和声援郭泉组党的刘沙沙，她完全会清楚“共产党反动派”（刘沙沙语）的本质。这些做法可能就是一种“合理的反抗艺术”。但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国保会有选择性地过度解读这种政治正确，一是用来离异分化维权人士，再就是寻找共同点，建立感情，发展“线人”。至少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提到“合作的机会”和“高回报”。也有作者做了保证、妥协，如约写了汇报，“每天用电子邮件向他们汇报行踪”，或承诺未来会“保持联系、配合沟通”。一个实际效果就是，维权和民运圈子里人们互相猜疑谁是“特务”、“钓鱼党”。有着这样的疑雾罩身，难怪维权或民主运动至今都难以整合、吸引民众和精英普遍参与。

仅仅从人性论和性善论出发，我们无法解决书中呈现出的许多悖论。例如，为何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滕彪等等出现得越来越多，而国保、政保、文保、国安、协警、保安、黑保安却也越来越多，而且愈加残忍？显然，问题不在人性的自然改进，而是专制制度使然。又例如，为何书中的作者可以对施害者显示大爱宽容，而对受害的民众却又掩饰不住苛刻挑剔、甚至厌恶的心态？我们把下面两段文字放在一起读，就会看到这种矛盾。

滕彪写道：

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同时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极权制度下，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而不同时是(或多或少的)同谋。换言之，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比如，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能力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尴尬和痛苦。

 

慕容雪村写道：

厦门大学前校长、《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种人，帮凶。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帮凶就是所谓的“群众基础”，他们人数极多，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也没人需要忏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受了愚弄，也属于受害者。这话不能算错，但还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援手，罪恶才得以实现。

严格说来，这两段话都没有错。但如果我们无法分清矛盾的主次关系，把爱心和憎恨、同情和厌恶加全平均，放在敌友双方，那我们就忘记了一个根本问题：专制制度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专制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是“人造的人”：它的制造者和构成者都是人。之所以不问世事的愚民、服从和拥护政权的顺民或臣民无法顺畅地随着教育发展转变为积极参与、试图行使权利和制约政府的公民，是因为专制体系、专制权力和它的代理人不断施暴、阻止的结果。而要最大限度地优化控制效率，中国并非真是“警察无处不在的警察国家”，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内地）是警力不足，所以中国政府实施的是 “选择性目标定位跟踪”。这些在敏感地区、敏感部门和知名度较高的领军人物会被多条线（国安、国保、总参等等）、多班人马二十四小时侍候。毛的政治运动动员型的全权主义是要用十个指头控制十亿人，今天的“维稳体制”支撑的“和谐社会”是用国家的十个指头（党、政、军、国安、公安、武警、单位、工、青、妇等）来紧紧抓牢十万人。人盯人、软硬兼施把这批人搞定，其他人也就群龙无首了。公民运动、民主运动等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相对于真正受苦的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上访族”）来说，这批人还可以“被喝茶”、“被喝咖啡”、“被旅游”、“被住宾馆”，这些都是大众无法奢望的。而且这批人还能写，把痛苦的经历传播、放大。对部分读者和听众来说，他们会被激怒而抛弃这个体制。但更多的人要么庆幸自己处境安全优裕而谨小慎微，要么幸灾乐祸达到病态的满足（Schadenfreude现象）甚至对政权感恩。难怪，滕彪“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一看。”华泽、慕容雪村一行、何培蓉也有同样的遭遇。如果我们知道央视至少半打的美女主播沿着周永康、令计划等构成的升职器攀缘，我们也就不难设想，多少人会为华泽净身出户离开央视而窃喜。

政治哲学家徐友渔在书中写道：

警察背后是整个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暴力，面对警察，任何妥协、退让，甚至屈服都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哪一种服从是耻辱，但是警察的横行不法却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所有被警察侵害的中国人，都是在为自己的权利，为国家的尊严，为民族的体面斗争。

我认同这段话，它说出了单个警察和国家暴力的不可分割，也说出了书中所有受害者心中承受的恐惧、屈辱和绝望以及肉体遭到的摧残。即便我们有必要检讨中国民主化过程的得失，探索更有效的组织和战略，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他们做得更多、更好。与其苛求维权运动做得更多，不如感谢它为我们积累了无数经验教训，证伪了许多中国转型的岔路。或者我们可以说，维权运动的这些事例告诉了我们中国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但还必须加上其他许多必要条件才能构成充要条件。我们可以想象，中共政权的崩溃可能不在于我们做得多好，更多取决于它干得多坏、多恶。即便如此，所有的作者和他们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添压在专制体制上的一根根稻草，是历史合力的一部分。

华泽写道：“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何培蓉也写道：

甘地说：“如果我们能发展意志力，我们就会发现我們不再需要武裝力量了。”对我来说，如果不能和那群有恃无恐，受有关部门指使肆意施暴的人斗狠，那就只剩示弱了：如果那些人举起棍子，那便把头凑过去接；那些人打我的左脸，还需要把右脸伸过去。无论如何，我想我会展示自己，不计一切代价见到陈光诚先生的决心。我将以自己的行为告诉这些流氓暴民，打人这种恐吓的手段没有用。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不对人性失去信心，我将以人性的善呼唤善。

我相信中国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崛起，围观正在改变中国。也许我们还需要一点运气。

慕容雪村也写道：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的信念、意志、无畏、献身就在动摇、削弱和最终摧毁寡头集团的权力意志，把专制机器逼上了一条犯错、作恶的自毁之路。

但是，当下的现实是，十多年维权抗争后中国人仍然还在丧失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这就在无情地提醒我们每一个期盼中国民主的人，我们前面的景象绝非捧着茉莉、玫瑰散步在浪漫的甜爱路上。再次回到但丁：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地狱，我们还必须穿过炼狱，才能进到民主的乐园。在炼狱里生存下来再走出来，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如果这种走出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出走欧美，而是中国人的集体拯救，那我们需要的就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组织智慧。

2015年1月1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