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派、西化派和北化派

作者: 余东海

马邦有三邪,而贪官恶吏不与存焉。反孔反儒,一邪也;崇马崇毛,二邪也;反自由反人权,三邪也。-----题记
 
 
西化派与北化派、即自由派与马列派的区别是正邪之别,西化派正,北化派邪。
 
儒家道德上是中道派,政治上是中华派,对西化派有所认可,可以为友;对北化派毫不认同,视为反动派反常派。故儒生可以不批马,但不能拥马,不能敌视反马派;可以不追求自由,但不能反对自由,不能敌视自由派。
 
儒家也不能反对民主。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不是历史的终结,但相比于党主制、教主制乃至家天下君主制,民主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王道不出,无可争锋。民主制可以不断完善,可以超而越之,但不能反对,不能因为有假冒伪劣的民主或民主制存在种种问题,而否定民主制一定的先进性文明性。
 
自由派民主派大多是制度决定论者,能够批判马官马法马制而不能批判马学。秦晖说“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就是制度决定论的典型表达。
 
马官是空前腐恶的特权利益集团,马法是典型的恶法,马制是党大于国、党高于法的党主制,当然应该批判,但作为马官马法马制之母体的马学,更应该予以批判和清算。马学在宪,马制无改。故文化人既要知道制度有优劣善恶并明辨之,更要知道文化有高低正邪并明辨之。
 
有自由派名家说:“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云。没错,错在其眼里只有耶教信仰,不知信仰有高低正邪之别。耶教信仰的品质远不如佛道信仰,即使佛道信仰,也导不出良制良法来。所有宗教信仰导出来的,只能是非人本、非民本的教主制。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就是耶教的产物。唯有儒家中道信仰,才能导出王道礼制来。
 
注意,信仰只是文化的要素和对制度有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之一而非全部,说“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也不全面,应将信仰改为文化。文化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尽管自由派有一定的文化局限,但他们批马的勇气和牺牲的精神,是不少儒生望尘莫及的。他们对自由事业的种种奉献牺牲,值得儒家和吾民永远铭记和感谢!
 
注意,我说儒群批马不如自由派,并非儒家道德勇气不如自由主义,而是因为儒家刚刚一阳来复,数量质量都很有限,多数儒生刚入儒门,尚在逐渐成长之中。儒家眼下还很稚弱,但前途不可限量。假以时日,儒家必是中国最仁义、勇敢和智慧的群体,必将成为重建中华的核心力量。
 
有儒生认为,“要全盘儒化中国,先要驱除全盘西化的余毒”云。这是认友为敌了。百年中国从来没有西化,也缺乏真正的西学。民国是伪西化,流行的是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等伪西学。四九以后是全盘北化、即马化。马家才是中国正常化、文明化和儒家化最大的障碍。
有文章题曰:《西方是中国的敌人?你脑子坏掉了》。不知内容如何,标题非常正确。不过,敌视西方的人,除了脑子坏掉,更可能是心肠坏掉了,或者脑子、心肠都坏掉了。换言之,敌视西方的有三种蛋:蠢蛋,坏蛋,既蠢又坏的蛋。这三种蛋最适合极权主义奴役。
 
 
有反儒派说:“其实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始终是封建遗毒问题:一言堂、造神运动、官本位制、只惟上不惟实”云。
 
东海答:“一言堂、造神运动、官本位制、只惟上不惟实”都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与封建无关,与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无关。正是因为反掉了儒家,马列模式的极权主义才能登堂入室,造祸中国,把礼仪之邦的中国变成乌烟瘴气的马邦。
 
马邦有三邪,而贪官恶吏不与存焉。反孔反儒,一邪也;崇马崇毛,二邪也;反自由反人权,三邪也。马邦有三邪,而贪官恶吏不与存焉。
也就是说,这三种人的罪恶比贪官恶吏更深重。反孔崇毛者,既是极权主义者也是民粹主义者。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和各种集体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无论主观意愿任何,客观上都是马家帮凶!
 
长党之恶其罪小,逢党之恶其罪大。所有信奉马学支持马路的言行,无论主动被动,无论什么原因,是否利害相关,都是长党之恶。其中知识群体精英积极主动地宣传马学维护马制,为马帮献计献策,就是逢党之恶。
 
逢党之恶,其罪最大,纵无人咒人灭,必有天谴天诛,甚至天人共愤共诛。毛时代知识分子几乎被群体灭绝,良有以也,岂徒然哉。
 
曾有大腕为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我问:你坚持或支持马列主义、虵蜖主义吗?它很诧异,答曰当然。我说,你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让你活着就是主义对你最大的宽容。据说“让你活着就是对你最大的宽容”这句话已是江湖名言,不知最早出自于何人,是不是有人从我嘴里辗转抄袭去的?
 
认为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先进,无异于认敌为友。不仅北化派,一些西化派乃至儒生也有此误会,认为马学的实践灾难是因为理论太过超前。殊不知,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理论上就极其反常反动,反道德和政治之常,反历史和社会而动。马学马制不适合现在也不适合未来,不适合任何时代,任何时代实践起来都是灾难。
 
马列主义作为主体主导文化和立国治国思想,会派生出许许多多不良的主义来。例如,集体主义、虵蜖主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都是马列主义的下位法。只要马列在上,这些东西就防不胜防,永无休止。只要马列在上,各种问题和罪恶就此伏彼起,解决一个问题会迎来更大的问题,惩罚一种罪恶会泛起更多的罪恶,源源不绝。
 
或问,怎么看待黄祸论和红祸论?东海答:黄祸论错误,红祸论正确。黄祸论宣扬黄种人对白人的威胁,主张白人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矛头指向中国及日本。然日本当年是军国主义之祸,非黄祸;苏联制造的马列之祸,更非黄祸,而是红祸,即红色极权之祸,祸害大半个世纪大半个地球,至今仍在祸害中国,祸及世界。
 
异族之祸小,异端之祸大;蛮夷之祸浅,邪说之祸深。红祸就是典型的异端邪说之祸,是吾族吾国膏肓之疾、心腹之患。它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让无数人民生不如死和非正常死亡;更制造了空前绝后的人性灾难,让无数国人丧魂失魄丧心病狂,夷狄不如,禽兽不如。
 
 
说自由派为文化汉奸,是诬蔑;称马列派为文化汉奸,如理如实。
 
信仰推崇马列,属于非人化的表征。我说过,崇拜什么人,对于一个人的品质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中国,第一流、超一流人崇拜孔孟;二三流人或崇拜释迦牟尼,或崇拜老庄,或崇拜华盛顿、哈耶克们;四五流人崇拜耶稣、胡适之流;六七流人崇拜歌星影星球星。崇拜马列斯毛者,为最劣等人,或者非人。
 
曾有微友推一文曰:《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易中天对话李泽厚》,略加浏览,只见两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半吊子在互捧和混扯。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方向耳。不仅危险,而且是祸国殃民的邪路和自绝于人类、自绝于未来的绝路!
 
东海早就指出,现中国有红绿黑三种洋垃圾,红垃圾又包括文化垃圾和政治垃圾。政治垃圾者,贪官恶吏也;文化垃圾者,马列主义也。对于绿黑垃圾和腐败垃圾,江湖上一片讨伐之声。但对于文化垃圾的危害性,很多人认识不足,不知道这才是生产其它垃圾的工厂和引进其它垃圾的媒介。
 
儒家群体中反对自由、支持马列者,或不醇,杂儒,思想混杂、立场混乱,重则精神分裂、道德错乱;或不真,伪儒,小人而冒充儒家;或不正,邪儒,披着儒衣的邪恶之徒。伪儒邪儒非儒。盖孔孟与马列,是圣人与盗贼、真理与邪说、正义与邪恶之别,或有并尊的机会,没有调和的余地。
 
东海客厅有厅友说:“把革命文化嫁接于传统文化,是人头马神话。”妙喻堪噱。所有蚂主义儒家、虵蜖主义儒家、崇马崇毛的儒家,所有红儒,都可以称为人头马。虽然人头,依然马身。这是马杂时代的一大特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人头马好于纯种马---马列主义原教旨,但非常有限。这种人时好时坏,时正时邪,时而正常时而反常。试图马主儒辅,儒马并重,结果必然是马不马、儒不儒,儒马皆非,国家精神必然分裂,广大官民无所措手足。
 
儒马两家互为是天敌和克星。以马为主,立国立党,儒家的作用就难以发挥,纵然不无功效,也会被马学的负作用基本抵消。若是以儒为主,那将大不一样,马帮就不再是马帮了。然而,此非马帮所能也。
 
 
各国马帮包括老大哥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唯中国马帮苟延残喘至今,可谓死而不亡,灵魂已死而身体不亡,必有其独到之处。我认为要因有三:
 
一是虚马,虚置和架空马恩列毛,以白猫黑猫论取而代之;二容儒,习上台后,对儒家政治上有所容忍,理论上不无吸纳;三友美,政治上反美西本质未变,但利益上出手阔绰,言辞上不乏友好,理论上对西方价值观不乏肯定。这三点堪称中国马帮的独门功夫,是其它马帮无能为力的。
 
而今虚马不再,马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在思想、政治、教育各个领域得到加强;友美友西不再,而且与美国和西方越来越敌对。对儒家则虚尊实压,控制打压越来越重,儒家发声越来越难。三点特色渐丧,三种功夫已废,马帮无能为矣。
 
有人讥笑东海一辈子走钢丝。严肃回答:我自由派的时候走的是正道,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皈儒以后走的是中道,平平实实不偏不党。马列主义道路才是最危险的钢丝。走在这条钢丝上,没有明天没有希望。坚持马列主义,就是允执厥邪,怙恶不悛,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
 
奉劝马帮不要再冒充中华、中国和祖国了。中华者,王道政治也;中国者,以儒立国和治国的中道之国也。祖国之祖,是人文之祖,民族之祖,与马家政权毫无关系。如果说马帮与祖国有关系,那也是欺师灭祖的负关系。及早弃马归儒、认祖归宗,重做法中华之祖、宗圣贤之教的炎黄子孙,是马列遗孽唯一的希望。
 
儒救中国,道援天下,驱除马列,重建中华! 2020-10-14
 
于2020-10-29定稿
 

本站刊登日期: 2020-10-28 11: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