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红利”论和“20年战争契约”

作者:文渊

 

沙烨在他的“牺牲红利”理论中,特别强调了所谓的“先辈们为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做出的生命的牺牲”的“红利”。沙烨称“20年战争,数千万先辈用生命写下共和国契约”、“数十年间,整个中国付出了数千万生命、几代人的惨痛代价才挽住国家危亡,争回主权和领土完整,走进新中国。这种牺牲是用生命完成的,无法以价格定义,总是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但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正在被残酷殖民、奴役,你肯付出多少钱财换取自由和解放?那就是没有上限的。”(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https://mp.weixin.qq.com/s/6a6iYximSz-qq6q2GUf40A)

在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进步和解放,为了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将被载史册,被后代缅怀永垂不朽。可惜沙烨“20年战争,数千万先辈用生命写下共和国契约”所指仅是中共及其所属武装暴力团伙,而他们带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红利”,却是建立了一个独裁极权的现代封建王朝。

对毛泽东和中共四九年建政以来的历史罪行,曾有人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和罪行不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不过是现象和结果。他(们)最根本的错误和罪行是:建立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垄断一切资源和分配权的超级集权制度,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100多年来追求自由解放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千千万万优秀儿女为民主进步而进行的抗争全部付之东流!”(《炎黄春秋》,作者,期号不详)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毛和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网络上疯传的中共元老陈云的“遗训”,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论断。陈氏将他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总结出最值得“训”的精华,“遗”于他的后人,亦即“红后代”的接班人们:“一、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 二、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 三、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的。 四、《新闻法》不能搞。蒋介石那个时代搞新闻法,而且搞得挺像样,被我们抓到了漏洞,结果还不是被赶到了台湾?我们党要管新闻才好!”

毛去见他的马克思和秦始皇近半个世纪了,除八十年代前期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胡、赵时代,为全面否定文革和将毛拉下神坛的需要,曾一度短暂出现了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清明。但随着六四屠杀爱国学生的坦克隆隆声,又将整个中国拖回到极权独裁的老路上。为了免于中共覆灭,邓小平不得不抛弃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开始了改革开放,以韬光养晦之术蒙骗了西方,混入世贸组织,饕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餐,这才有了近年来的中国经济腾飞。中共虽在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却仍死硬地坚持毛以来的独裁极权,经江、胡,至习的修宪称帝变本加厉,因着政治上的复辟、倒退,终导致今日经济江河日下,几十年改革开放成果毁于一旦。

实际上中共从1921年由苏俄一手策划组织成立起,就一直被卢布包养,他们就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保卫苏联则是他们的最高利益和宗旨。在贫穷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中国,他们利用马列主义邪教理论和所谓苏俄“十月革命”的样板,洗脑蒙蔽了一些迫切期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热血青年和激进学生。组织煽动军队哗变,利诱裹挟农村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为主要力量,在中国割据作乱。他们占山为匪,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为穷人打天下” 为幌子,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手段,杀人、放火、抢劫,行土匪和恐怖主义之能事,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浩劫,他们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恐怖主义组织。至今还在活跃的塔利班,前不久已被剿灭的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以及被邪教组织洗脑控制,目前死灰复燃、还苟延残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中东地区的极端恐怖组织ISIS的所作所为,就是他们当年的翻版,与他们当年的行动如出一辙。中共利用日寇侵华之便,借着“西安事变”的侥幸,免于被老蒋剿灭,进而打着抗战的旗号,“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为保存实力、消耗作为抗战主力的国军的实力,频频勾结日寇,以至在抗战胜利时,发展成有百万军队的武装割据势力。

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力主的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又给了中共希望和机会。他们处处迎合美国人和平、民主的主张,提倡、宣传中国要走民主自由之路。其实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此举的目的,即便得不到美国的明确支持,也要至少争取美国人不支持蒋独裁,不过想借美国人的手来打压和推翻欲行独裁的老蒋和国民党,取而代之。天真的美国人把中国未来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以至逐渐疏远并最后抛弃了坚持独裁的老蒋。中共的欺骗伎俩也让国内其他所有反对独裁、要求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党派和人士信以为真,也得到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和热血青年的真心拥戴,并纷纷投靠到中共门下。在各方合力绞杀下,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老蒋独裁政权被赶到了一叶孤岛。

中共在他们用武力非法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用“统战”的策略裹挟了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并向他们慷慨地许诺了美好的回报和前景。在他们大功告成后,这些人来找他们“结账”时,却耍起流氓手段赖账了。

中共所承诺的民主联合政府却在昙花一现后,一边倒地投靠苏俄,并秉承列宁要建立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的强盗逻辑,迅速蜕变成比国民党更独裁、更血腥的毛氏封建王朝,仍然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年,苏联大使都随民国政府迁到广州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坚守在已被中共占领的南京,美滋滋地等着和中共磋商接洽,翻开美中关系的新篇章,却被毛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当头一棒,美国朝野这才醒悟,追悔莫及,开始争论“究竟是谁把中国弄丢了”的问题和追究责任。

老蒋在北平易手前,制定了一个人才“抢救计划”名单,准备将平津各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用专机“抢救”经南京送至台湾。不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大部分名单上的人拒绝追随独裁的老蒋,要留下来为民主的“新中国”效力, 81位院士中仅有10位院士随蒋去了台湾。胡适在离开北大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就连胡适自己的小儿子也逆父母之意,要坚定地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四九年赶走了老蒋的毛,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历史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空前残酷的玩笑,毛成了集马克思、秦始皇于一身的现代封建帝王,站起来的只有毛自己,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他的同党、“亲密战友”们则统统匍匐在他的脚下。毛和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不久就剥下了民主和联合的外衣,急速地露出了极权独裁的狰狞面目,成了一架名副其实的 “绞肉机”。四九年成立的“共和国”,名义上是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也有冠冕堂皇的宪法,但宪法是什么东西,在毛的眼里就是个“球”。毛公开宣称,“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订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毛口中的“党”当然就是他自己。

他们先用“土改”掠夺和扑杀了农村的精英和文明的根基,致使生产力被破坏殆尽,造成了此后几十年农业长期低水平徘徊的恶果。又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镇压屠杀了大批无害的前朝遗员,除个别高阶花瓶被赦免作为统战样板,绝大部分在内战中被他们以“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哄骗而投诚、起义者都被背信弃义地屠杀、监禁。甚至连那些曾行走在刀尖上,冒着生命危险卧底于敌方、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共谍”们,也因成了“卸磨”的驴,而被毛“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残酷无情地处置。毛之所以出此杀着,就是因为这些“共谍”们大多是知识阶层,他们当时无惧生死、投身中共是就为了民主自由的理想。而且他们又能独立思考,还要表达思想,不像工农大老粗那样容易被洗脑和哄骗,因而不会无条件拥护和真心效忠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于是成了毛皇帝急于除去的心腹大患。

胡适的临别留言很快兑现了,奥威尔《1984》中虚构、预言的“老大哥”的种种极权独裁手法,在中国也一一成了现实。那些拒绝追随老蒋,要想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学术精英和被“新中国感召”而海归的知识分子们,很快就见识了中共的手段。“割尾巴”、“洗热水澡”、“脱胎换骨”,无穷无尽的洗脑、思想改造和批判纷沓而至,不断加码地自污丑化,给自己泼脏水还是不能过关。一时斯文扫地,在民国他们自恃的清高和傲骨终于被无情地扫荡殆尽,面对强权淫威,不得不卑微地弯下挺了一生的脊梁骨。关于此,早已有大量史料记录在案,海归学者巫宁坤血泪控诉的《一滴泪》则是典型代表。

他们中除个别如钱学森那种手握中共急需的科技,又甘心献身投靠者成了当局的座上宾外,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没有逃过反右,而绝大多数人则最终葬身于文革中。与钱学森同窗的海归顶尖物理学家徐璋本,即便有核武和航天技术在手,但因坚持与中共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因钱的力保,中共当局放话,只要检讨错误,即可立即恢复清华教职,并将委以重任,徐终不为所动,拒不检讨,更不认错,坐了22年大牢,直至1979年和战犯一起被特赦。这大概就是唯一有风骨、不向中共折腰的“士”。许多当年被蒙骗的“反蒋同盟军”,那些轻信了中共组建自由、民主、多党联合政府的谎言者,经反右、文革等运动而受害,甚至被虐杀前才开始醒悟、反思,但悔之已晚矣。

杀完了前朝残渣余孽,剿尽了内战时反蒋同盟军,打断了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毛还不肯罢手,又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文革。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文化和文明被彻底摧毁的同时,毛将昔日的同党、战友几乎悉数打成“走资派”而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接力将毛抬上神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更是死无葬身之地。有些人侥幸活下来了,幡然悔悟,如李锐、韦君宜,晚年公开批判、揭露中共,并与之切割。更多的人虽已感悟到上了贼船,深知此“新中国”并非他们当年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的彼“新中国”。上贼船不易,下贼船更难,他们困于名利和已得的特权、自身利益,只能暗暗叫苦,除随波逐流自甘沉沦外无法脱身,甚至助纣为虐,成了毛的打手。他们中有的只有在自己也被送进“绞肉机”后良知才被唤醒,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批判极权的恶行,忏悔不堪回首的往事,如陆定一、周扬等。

那些当年被“保卫胜利果实”所激励,送自己的子弟去充当中共内战炮灰和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牺牲生命推着小车去支援中共内战的农民,在他们刚分到手还没有种上两茬的地又被以“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名义被夺走时,他们感想如何?他们在随后的大饥荒中生生地被饿死前又是感想如何?那些在四九年中共建政初期,帮助中共发展经济度过难关而被称为“自己人”,尤其是那些在内战时期就曾冒着杀头危险,倾力资助中共的如卢作孚等工商业者,在“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中被无情地批斗入罪,夺取所有财产,甚至被逼成陈毅口中的“空降兵“时,他们会对往昔的付出悔恨吗?这些就是中共给他们所做“牺牲”的“红利”吗?

贵为“国母”的宋庆龄,曾将自己的后半生捆绑于中共,为中共篡权上位可谓效尽犬马之劳。四九年后面对毛和中共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方才开始彻悟。她多次上书毛和中共,质疑公私合营和所谓“工商业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对“反右”的暴虐更是公然批驳“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对宋的冒犯之举,毛自是不屑一顾,称“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由此宋长期推病不出,拒做花瓶陪衬。文革中宋七次秉笔直书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对共产党极度失望,并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怅惘、失望和悔恨,深感苦闷。被逆了鳞的毛大怒,曾放言要赶她走“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自绝后路、无处可去的宋,不想如弃履被抛而成历史笑料,只能忍气吞声屈身俯就,悲愤地称“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只能苟延残喘于大陆至死。

如果说中共“20年的战争和牺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牺牲红利”,那绝对是不折不扣的“负红利”。从四九年起,中国的人权、民主、法制一直保持在晚清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不时地还要倒退,他们带给中华民族的除了灾难就是痛苦。而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在七十年里享尽特权和荣华富贵,整个国家成了他们世袭罔替的私产而欲取欲夺,十数亿民众成了他们随意驱使和剥削的奴隶。

毛折腾到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至死都不松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开启了中共权贵们公然赤裸裸地瓜分国家的罪恶行径。毛时代还会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说什么共产党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从工农兵中选拔革命接班人。陈云却毫无顾忌地撕下了这块遮羞布,他直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还提出中共高层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掌握大权,此动议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于是按着陈、邓的旨意,中组部发文形成官方政策:中共高层每个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干,其他人则“下海”敛财,地方各级官员也纷纷效法,依此为准。于是在中国从上到下,迅速形成了一个由几大家族为首,错综复杂的家族式权贵集团,垄断并世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那些没有被分配官爵的红二、三代,约八成则通过经商成为亿万富豪,控制了几乎全部经济命脉。据报,中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被1%的顶端家族占有。他们就是当今的土豪劣绅,就是新型的官僚资本家!

沙烨所谓的“20年的战争”的“牺牲红利”理论,不过是指鹿为马水平的颠倒黑白。即便按沙烨所言,他们付出了“牺牲”,由此所得的“红利”在70年里早也已被他们千百倍地榨取了,他们欠下了中国人民累累罪债(包括血债),而人民并不欠他们什么,更不会去感激他们。

参考:
1. 沙烨,《答案:新挑战下的关键抉择》(《文化纵横》新刊,2019年12月出版)
2.沙烨,《危机之后中国企业的新时代》(观察者网,2020-11-28,https://m.guancha.cn/ShaZuo/2020_11_28_572899.shtml)

2020年12月初稿
2021年1月7日

本站刊登日期: 2021-01-10 22:3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