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前副部长潘岳,曾被许多人视为改革新星。经历几年官场沉寂之后,他最近从侨办调到国家民委,成为继李维汉、陈小江之后,第三位汉族主任。据说,因为红二代,又发表过几篇民族问题高论,因此受到赏识,高层寄望他能改革民族政策,以平息日益尖锐的外界批评。

论级别,侨办跟民委同为正部,属于平调。但论重要性,显然民委更高。民族关系好坏,不但涉及边疆稳定,也标志国家的治乱兴衰。令我意外的是,对潘岳调职,媒体风评如潮,纷纷预测,民委将推动新法,取消自治,重划省区边界,以此淡化民族隔阂,最终形成美国那样的“大熔炉”,构建 ”强大和谐“ 的“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

此论一出,引起校内少数民族同学关切。有人问我,潘的“融合”理论,对民族政策前景,有何影响?我回答,“兹事体大,绝非一个部级单位可以定夺,必须经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几套班子的协商研究,还需听取民族地区的意见,才能最后决策。目前仅看到网上信息,说潘岳雄心勃勃,放言取消自治区,还要亲手终结国家民委,等等。至于怎么变? 有人提到新疆、内蒙。说新疆太大,要分为北疆省(省会乌鲁木齐)和南疆省(省会阿克苏);内蒙太长,要分为西蒙省(省会呼和浩特)和东蒙省(省会锡林浩特)。那为什么不尊重蒙古人的传统,以乌兰浩特(王爷庙)作为的东蒙首府呢?没有解释。我的印象,好像七嘴八舌,属于个别人的凭空想象。其实,支持自治与反对自治的两种观点都能看到,中央尚未正式表态,难以推测真正走向。但是,我难认同潘岳文的主要观点,如果高层真按他的思路硬推,有可能引发新的抗议浪潮,前景不容乐观。

下面,我先引证潘岳的主要观点,再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质疑。

一,“平等、和谐”的“中国融合史”?

回顾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史,从1947年内蒙自治区建立开始,到1957年藏人起义之前,最多十年左右,民族自治政策大体恩威并重,柔和为主。主要因为建政初期,休养生息第一,苛政昏招尚未推出。此后,随着内地“社会主义改造”深入,政治运动高潮迭起,民族地区的灾难也接踵而至,这正应了老毛那句名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换句话说,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反复折腾的受害者。

从1957年藏区“民主改革”开始,到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爆发,达赖流亡,班禅入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文革中,内蒙发生“内人党”惨案,死人两三万;1975年云南沙甸回族屠城;1989年拉萨镇暴;再到最近新疆集中营丑闻,等等,可说罪行累累。

国内的批评声音,大致有“反对大一统”与“维护大一统”两种,出发点南辕北辙。北大的刘军宁和日本的杨中美,认为自治区(包括州县乡等)徒有其名,反以“照顾”为名,制造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应该取消名不符实的假自治,推动联邦制或者邦联制,落实真正的地方自治,才能实现美加式的民族平等。老关感觉,“联邦制”或许是远期目标,但需要远为复杂的综合考量,绝不限于民族关系一个方面。

另一种批评,则来自潘岳、马戎等“大一统”维护者,海内外都有附和。他们认为,区域自治无异于维护与鼓励民族特色,是滋生民族分裂的温床,弊大于利。所以主张取消自治(包括语言文化差异),推动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历史与文化认同,最终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老关认为,这种自治取消论,迂腐陈旧,时空错乱,违背历史潮流,也不合当今国情。

潘岳的主要观点,集中发表在 “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载《爱思想网》2018-12-21 https://m.aisixiang.com/data/114109.html),他认为,“中国人最爱讲同呼吸共命运,最推崇‘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四条理由如下:(黑体为本文作者添加):

第一,中华文明追求天下大同,从无海外殖民。…. 反对穷兵黩武扩张征服

第二,中华文明崇尚推己及人,从无强迫他人。既然是命运与共,就必然坚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是四海一家,就必然平等相待、和谐相处

第三,中华文明从不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更不推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没派出一个儒生去外面传播过四书五经,反倒是全世界很多人来主动研究儒学。

第四,中华文明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始终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强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

对于潘岳上述似是而非的四条说法,老关提出四点反驳:

第一,先说海外殖民。中国文化向来自大,以天朝自居,史书充满“南蛮、北夷、东倭、西狄”的蔑称。作为蛮族,他们不配跟华夏平等,何谈向外移民? 西方殖民主义,跟开拓世界市场有关。闭关锁国的华夏,一直处于前资本主义主义阶段,商品化程度低,缺乏扩张动力。至于底层劳工下南洋和“卖猪仔”,属于变相奴隶贩运,不属于政府主导的海外殖民。但是,大清番属国,曾多达十几个朝、越两国,非但使用汉字,还盛行科举,其中有没有文化输出与征服因素?我缺乏研究,难以断言。文革中的红色高棉等印支乱党,不是番属,也是附庸,从军援到思想,莫不源自五人帮的乌托邦空想。要不是老邓复出向欧美示好,下令剪断他们的脐带,或许至今还在兴风作浪。后来的“一带一路”,撒币千万亿,覆水难收,让穷国跌入债务陷阱,濒临破产,是否变相殖民?舆论已有质疑。

第二,再说武力征服。今日中国的版图面积,是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并不像潘岳说的那么轻松自在,是经历过几千年你争我夺、砍砍杀杀的。秦灭六国,汉武开疆,都是金戈铁马的功劳。南北朝的“五胡乱华”,被潘岳美化成“融华”。“乱”字血腥恐怖,“融”字美满祥和。别忘了,辽、夏、金、元和后来的满清,可是外族入侵灭宋明两朝,让汉族经历过几百年“亡国痛史”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发不留头”等悲惨故事,莫非都是后人杜撰?假如真没有武力征服与反征服,国父孙中山和他的两党子孙,又何必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就算略去“胡汉”之间的灭族争夺,汉人自己又如何相处?论朝代更替的次数,咱们可以傲视全球。按经济史泰斗梁方仲先生统计,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因战乱饥荒,导致人口急剧下降,有时降幅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以至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能出现十室九空的人间奇迹!难道这些,还不能说明“平等相待、和谐相处“论的虚伪荒谬?

第三,回到领土变更。既然武力征服是铁律,领土扩张还需争论吗?翻开历史地图看看,汉人统治的宋明两朝,所辖版图(所谓中原十三省)有多大?而蒙满统治的元清两朝,版图又是多大?元朝虽然不足百年,但版图却最大(约1400万平方公里),包括如今中亚多国,及俄国的亚洲部分,都归顺在蒙古骑兵的铁蹄之下。到了明代,边疆民族纷纷独立,仅剩中原13省,面积缩小到400万平方公里,是元朝的零头。清灭明之后,版图再度扩张,鼎盛时1300多万,是明朝的三倍多。民国接手的时候,还剩1100多万。中共建政前后,国土又开始缩小。经过外蒙独立,和苏联及周边小国蚕食,仅剩960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满清灭明之后的开疆拓土,中国今日版图,还停留在400多万,仅排在澳洲和印度之间。

第四,最后看文化输出。历史上不乏中外互派学者,常驻对方首都的事情。儒释道(包括中文科举)向周边的传播,西域南亚东瀛欧洲等国,也有学者常驻华夏,从事学术交流,传播科技知识,甚至在朝廷任职,基本属于和平交往。唯有今日“孔子学院”,需要认真剖析。国家汉办花费真金白银,在全球建立数百“孔子学院”,还向国外提供优厚奖学金,吸引留学生来华。如果仅限于传授汉语和传统文化,不干别人术自由,也不至于招致反感。但是,孔子学院粗暴干涉学术自由的事情屡屡发生(设言论禁区,推政治正确等等),恶名远扬,自然招致国外反感,纷纷下逐客令。另有臭名昭著的“大外宣”,属于不折不扣的政治扩张和文化输出。按照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两个宪章,新闻传播应该对等。中国可随便在西方办媒体,却不许外国在中国办媒体,难道这就是潘岳先生宣称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从不搞文化输出”吗?

 

二,“融合”路径的历史演变 – 时间错乱

如果说,从远古到近代,所有民族的融合过程,都难免伴随金戈铁马和杀戮征服,属于蒙昧时代的历史局限,那么,当进入现代,特别二十世纪末和千禧年之初,时代已经完全改变。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武力征服与殖民统治,而是市场竞争与科技竞赛,霸权行径失去市场,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浪潮,此起彼伏。于是,出现两个看似矛盾,内在逻辑却一致的现象:既有分裂独立,又有团结联合。

先说独立趋势。战后出现许多新国家,苏东解体,又催生更多新国家。小小南联盟,居然分裂成六国,且打得不可开交,还几乎把中国拉入其中。按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只有首先民族平等,才能进一步追求共同利益),符合时代潮流与历史规律,可惜普京不信邪,愣要重温彼得大帝的辉煌。他的师爷杜金,杜撰出俄罗斯中心论(或俄罗斯种族优越论)。 他们居然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历史上同属斯拉夫民族,所以乌克兰没有独立建国的资格。照此逻辑,俄罗斯还曾被蒙古人征服过400多年,属于蒙古帝国一部分,所以俄罗斯也没有独立资格,应该被并入蒙古国才对!

鸦片战争后,清弱俄强,据维基百科说,沙俄占據中国外东北外西北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40个台湾岛,300个日本北方四岛。特别外东北的国土沦丧,充满国人血泪。北极熊们用枪炮刺刀,驱赶中国百姓逃离家园,逼他们跳江自尽,尸骨无存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曾庄严宣布,放弃沙俄跟中国签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斯大林接班后,拒绝履行列宁承诺,把领土纠纷搁置。毛邓两朝,都没放弃过追索权。直到老江访俄,跟普京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才正式放弃追索权。至于老江签约卖国,是否铁板钉钉,失土再也无望收回?老关感觉也未必。

国家版图和民族结构,说到底,随历史发展而变动。政权兴衰变更,人口流动增减,最终都体现在地图修改上。如果政策得当,多民族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并形成强大凝聚力,例如加拿大跟美国;而政策不当,就算单一种族,也照样离心离德,各奔前程,甚至结下血海深仇,例如曾经的东西德,今日的南北韩,还有咱们自己的两岸四地。民初老袁称帝,各省纷纷独立;后来,民国北伐,各省又群起响应。说明人心向背,才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

有人说,俄乌战争走向,最终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不是普京强制乌克兰”非军事化“,而是俄罗斯自己,再度出现”非殖民化“,即俄国通过“二次分裂”,变成十几个较小国家,再也没有侵略扩张的欲望和实力。如今的俄罗斯帝国,有22个名义上自治的共和国,和16个较小的自治州,诸如科米、乌拉尔、西伯利亚、萨哈、阿尔泰、图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乌德穆尔特,等等。它们原本就是俄国领土扩张和民族压迫的产物,有可能趁普京侵乌失败,寻求独立建国,接受欧洲模式,走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共同道路。

如果真到那一步,很可能以蒙古人为主体的四个共和国(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率先行动,合并建国,或跟蒙古合并。也不排除加上内蒙,以及西亚中东已经伊斯兰化的蒙族社区,最终组成新的蒙古联邦共和国。假如中国能像刘军宁、杨中美说的那样,实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那么,这个新兴的蒙古国,完全可以成为中华联邦一员。与此同时,随着俄国解体,老江签字的卖国条约,也会随之失效,中国有充分理由,趁机收回外西北和外东北丢失的大片土地。

以上说的,是民族独立的一面。于此同时,民族一体化的联合趋势也明显增强,例如欧盟成员国增多,集体安全意识增强,导致北约东扩,甚至北约全球化等等。这种趋势,从最近俄乌战争引发的多国博弈,看得非常明显。许多小国,从华约和经互会解脱之后,原本只想融入欧共体,尽快摆脱贫穷,享受经济繁荣,所以不想在防务上操心太多。另一方面,北约军事同盟,在失去对手华约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甚至怀疑自身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就在节骨眼上,拜托普京,对车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继入侵,不蒂给欧盟和北约,打了一针清醒剂,让它们切身感受到北极熊的真实威胁。连一向不结盟的北欧(丹麦、瑞典、芬兰)三国,也急忙申请加入北约,提高国防预算。同受普京威胁的日本,开始修宪进程,重新武装自己,要把国防预算提高一倍。安倍的的遇刺身亡,将为日本修宪增添助力。韩国、澳洲和新西兰,也有类似考虑。这是北约重振旗鼓,逐渐东扩,甚至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谁也不傻,经济上追求富裕,安全上抱团取暖,是所有国家的当务之急。

至于两个趋势,为啥会同时出现?原因在于,“平等多元”与“互助融合”之间,有个内在逻辑:越尊重独特性和独立性,越容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追求大家都认可的共同利益,包括市场繁荣与集体安全。相反,“强扭的瓜不甜”。越是歧视弱小民族,蛮横到新疆内蒙那样,禁止人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剥夺经济自主权,实行压榨同化,就越招致仇视与反感,最终引发反抗,激发民族独立潮。潘岳马戎等人,闭口不谈新时代民族融合的新趋势是平等多元,以为只要取消自治,强制汉化,不提民族,就能迫使少数民族“忘掉”差异,从而“变成”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无异于引鸩止渴,掩耳盗铃。

 

三,“此熔炉”非“彼熔炉” –  空间错乱

“汉民族融合论”的另一个误区,是空间错乱。他们抽象谈论美加等国,没有区域自治,却成为种族大熔炉的现象,但避而不谈背后的制度性原因,看不到他们的法治体系,能维护多元文化,保证各族裔在福利、教育、及就业上的大致平等。

不可否认,北美殖民地也曾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演变,包括屠杀掠夺印第安原住民,贩卖黑奴,争夺领土,内外战争,等等,血腥程度不遑多让。但无可否认,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权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解放等革命运动,最终催生了民主、自由、平等、法制、多元等系列治国理念,从而打造了民族大熔炉的先决条件。它不需要特别的自治区,因为到处都是自治区,联邦与地方分权的体制,保障每个地方的充分自治。绝对不像中国那样,中央政府可以任意指派或者撤职某个地方官员。美国选民,除了直接普选联邦总统和议会,还普选州、县、市、和乡镇的行政、立法与监督机构。原则上说,各级政府只对授予他们权力的选民负责,而不对上级负责。上级政府,只有权罢免他们任命的事务官,无权罢免由选民选出来的政务官。因此,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地方自治,普遍选举,再加上没有党禁报禁,等等,正是这些基本要素,决定了美国不需要自治区,任何族裔与社团,都能实行高度自治,发扬光大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以举世闻名的唐人街(中国城)为例,数百年前出现,到如今还在继续发展增加,几乎所有较大的美国都市,几乎都有唐人街。即便形不成中国城那么大的规模,也会在华人和亚裔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亚洲超市和中餐馆相对集中的街市,成为唐人街的雏形。那里有纯粹的中国(亚洲)食品和杂货,能看到完全用中文书写的招牌广告,以及背景不同、观点各异的中文报刊杂志。当然,除了唐人街,有些城市还有日本街,韩国街,意大利街等等,至于西班牙语为主的墨西哥街区,那就更多了。

说到语言文字,虽然美加通用英语,那是因为英语普及程度高,使用的人多,但并非法律上定于一尊。在加拿大,英法双语同为官方语言,美国则尊重所有人使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只有入籍考试,才规定用最简单的英语,测试美国常识,对上年纪的外国移民,美国常识也可以免除。 在公共服务方面,无论法庭审讯,还是医院就诊,相关机构都会提供免费翻译。各级选举,也准备多种语言文字的选票。所以,许多不会英语的中老年移民,完全可在美国马马虎虎混日子。只有年轻人,为求学和谋职,找专业工作,才不得不去过基本语言关和专业考试关。

下面,再让我们从四个方面(市场经济,公权约束,个人自由,多元文化),看看潘岳羡慕的“美国大熔炉”,跟他吹嘘的“中华大熔炉”,根本差异何在。

市场经济。美国经济,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包括财产私有,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发明创作自由,契约精神,信用体制,商业诚信,产权保护,等等。没有这些交易前提,不可想象市场的正常运作。反观中国,从历代王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党国时代“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咱们国的”,土地房屋没永久产权;国有实为官有,私有就是罪过;最恶劣的例证,莫过于对河北大午集团的抓捕迫害与连根铲除。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争相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因为信用好,收益稳。中国则拒绝入世承诺,禁止独立工会,维护血汗工资,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低价倾销,行业垄断…. 凡此种种,导致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资格。

公权约束。政治上,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官员民选,党派竞争,司法独立,媒体民营。种种设计,防止权力的集中和滥用。美国有没有腐败丑闻?当然有,但他们的腐败基本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制度性腐败。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已成公认的定律。如果说,美国的腐败是相对可控的,是因为它是有限权力,而咱们的党国是绝对权力,所以它的腐败是绝对的,制度性的,没有制约的。

个人自由。人是市场中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个人自由(包括劳资双方的自由决策和公平交易权),就没有市场经济。当然,当今市场都有一定门槛,并非想转行就能转,那是分工与交换发展到一定深度,自然形成的市场门槛,或梯次等级,比方能力和资格审查,没执照不能开业,不考核不能上岗,等等,不属于地域出身等特权限制,只要创造条件,达到要求,就可按规则进场博弈。至于胜败输赢,基本取决于竞争者的聪明才智和运气机缘,而非血统出身和贿赂编制成的关系网。

马克思在《资本论》明确说过,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本身不是商品,而是自身劳动力商品的拥有者,他/她有个人尊严,独立人格,通过等价交换,与购买者双向选择,公平交易。满意成交,不满意走人。只有如此,才能促成人才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而形成“同工同酬”,“等量资本等量利润”的“利润平均化趋势”。

反观中国,地域封锁,行业垄断,户口限制,性别歧视,权力操控等等,导致种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怪事,比方价格、薪酬、医疗、退休、福利等双规制。据第一财经报道,2017年中国人均GDP排名,内蒙高于广东(https://m.yicai.com/news/5235032.html),可是内蒙的平均工资,只有广东一半。我问内蒙同学,什么原因造成?他说,内蒙向区外输送的煤炭和电力,价格都被压低到成本以下,“内蒙是自治区嘛,应该高姿态,亏着钱支援兄弟省市”。如今,“发挥市场对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主导作用”,已成为官媒的主流话语,但很少看见,他们对“最优配置”需要什么先决条件,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反思。

多元文化。在潘岳眼里,多元与包容,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可是老关却认为,缺乏多元包容,维护一统一尊,才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就烟消云散了。汉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奠定“儒表法里”(精神麻醉加大棒镇压)的统治模式。再经宋明理学(新儒家)的精致驯化,把儒法统治从政治伦理升华到家庭伦理,从此,大一统定型固化,直到如今,演变成智能化管理的谎言治国。别说行为上的“标新立异”不容忍,就算思想言论上的求真务实,也要残酷镇压,毫不手软。

比较而言,美国所以能吸引五湖四海,恰恰在于它的包容大度。只要不违法犯罪,不损害他人,随便组织什么社团,标榜什么主义,信奉什么宗教,发表什么言论,挑战什么公众人物,包括至高无上的总统,都没人干涉你的权利与自由。正是这种包容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才和资金,激发出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最终凝聚成保持美国强大的软实力。

总之一句话,要学习美国大熔炉,就要学习它多元文化的本质与精华,而不是简单模仿有没有民族自治区那样的皮毛细节。

2022年7月25日

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