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转来一篇网文,说校园正在热炒,建议我看看。题目叫《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作者顾万明先生(微信公众号“大记者有话说”) ,曾任广东新华分社社长,现退休居沪。论级别资历,他的文章有一定权威性。

文章对百岁老人宋平盛赞有加,说他如何举荐胡温两位栋梁之才。又追述当年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粉碎“四人帮”的关键作用。还说到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朱、毛如何挽救红军等等(其实,他们当年都不算老)。文章说“老同志”德高望重,深思熟虑,总能在关键时刻果断行动,力挽狂澜,让党国转危为安。虽然没明文章跟当前有啥关系,大约 “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吧。

更诡异的是,文章仅热炒一天,就遭封杀,反倒让老关反感,感觉非写这篇短文不可。不过为免误会,我先声明三点:

首先,老关尊重宋平,虽然高龄过百,但不糊涂,有担当。当前,民心所向空前一致,坚决不能让习继续独断专行,祸害国家。无论宋平,还是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如能出面制止擅改任期、图谋恢复毛式终身制的胡作非为,都值得支持赞赏。就算重复76年的“一举粉碎”,我都坚决支持,因为它既符合民意,又符合现有的政治伦理与内在逻辑(下文详述)。

其次,我也并非无原则反对老人政治,因为老人政治不好界定,难说清楚。在正常的普选制下,对合法选民不应有年龄歧视。再说,无论长幼,各有短长,难以苛求。任何有序的权力传承,包括党内外民主,对候选人的褒贬取舍,都应由选票决定,而非内部操控。我只是反对无法无天随意干政,像八九六四那样,八老在邓家开个生活会,就能非法罢免总书记,全然无视党纪国法(下文详述)。

再次,本文目的,无意涵盖民主选举的全部细节,更不想涉及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仅仅在于补充(或纠正)“老同志”一文的局限,似乎老人干政全是优点,没有弊端。实情相反,老人非法干政,包括十年前临时推习上位,已经造成严重恶果,急待反思纠正。如果因循守旧,继续推行“领导选领导”、“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腐朽体制,那么,“人才倒选“和“权威递降”两大规律,还会持续发酵,中国政治,永难摆脱尴尬无奈的现状(下文详述)。

老人政治,利弊掺半

说到老人政治(英文叫Gerontocracy),会引发连串问题:什么叫老人?多大年纪才算老?“老人政治”又如何定义?等等,可能众说纷纭。维基百科说,国外普遍把65岁以上算作老人,因为它是许多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尽管有人坚称,如今平均寿命普遍延长,65到75算中年(或壮年)晚期,75岁以上才真正进入老年期。以此推论,老人政治的定义,应该指“平均年龄大于65岁的人,还继续占据领导岗位”。这个定义不涉褒贬,严格与否,人言人殊。

纵观古今中外,老人政治都有一定市场。这跟老年人阅历丰富,经验老道的自然规律有关。从古罗马的元老院,王朝的垂帘听政,邓时代的“中顾委”,到西方议会不设任期限制等等,都为老人政治提供某种制度安排。当然,老人也有其短处,趋向于思想僵化,观念保守,墨守陈规,不能与时俱进,等等。

不过,这也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比如中国有个“两头真”现象,指一批特殊老人,早年真心追求民主,参加革命。晚年如梦初醒,痛定思痛,但仍不改早年初心,不怕打压,继续真心追求民主自由,因此被誉为“两头真”,李锐先生是代表人物之一。相对而言,未受过民主熏陶的新生代官僚,反而更热衷“现代”假大空党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龄未必保守,年轻也未必开明。

老关感觉,中国的老人政治,不单纯是年龄大小与个人优缺点问题,还有另外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干政能量,往往跟知识能力无关,反倒跟退休前的原有地位与资历相关;二是干政方式,神秘、随意和非制度化,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老邓虽然退休,但党内有密约,大事还是由邓把关,由此得罪老邓。为啥老邓害怕党内密约公开?当然是心虚,感觉这事丢人,难上台面。

当然,老人干政也有顺应历史的时候,比如粉碎四人帮。老毛驾崩时,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形同水火,弱主华国锋压不住阵脚,矛盾一触即发,只是谁先下手问题。由于军中渊源,老帅们有先天优势,只是缺乏串联,难以策划,所以李先念、叶剑英等人发难成功。他们先稳住汪东兴跟华国锋两个关键人物,随后“一举粉碎”,客观上顺应党心民意,为后来的改开创造了条件。设想当初,万一汪华不服,恐怕就得一股脑儿粉碎六人帮了。当时的老关,曾跟学生一道载歌载舞,热烈拥护过那场政变,不过内心明白,它不合程序。但若走正当程序,四人帮未必束手就擒,中国可能大乱,显示了中国政治的尴尬无奈。为此,陈云撂下过一句“下不为例”的废话。

大约十年后,基本上还是拥护76政变的那帮老人(以八老为首),再度发动新政变,不但连废胡、赵两任总书记,还开枪杀人,铸成历史大错,后遗症绵延至今,成为当局不敢碰的禁忌。

再说中共18大捧习上位的破事。因我校有毕业生在大内供职,所以内里乾坤,在我们大院几乎人尽皆知:原本胡温内定李克强接班,党内得票也是李多习少(可见群众眼睛雪亮)。但江曾执意让习先干五年。双方争执不下,闹得集体亮相尴尬推迟。这种蔑视票选的拙劣表演,表明党内民主形同虚设。如今,包括宋平和江曾在内的元老们,说不定因上次看走眼而悔恨,因此,试图力挽狂澜。

总之,老人干政并非一无是处,但它毕竟违反民主程序,是造成尴尬无奈的原因之一,不应成为政治常态。

问题根源,等级授权

老人干政之所以在中国经久不衰,原因还得归结到权力来源(或“合法性”)问题。记得十九大之后,举国上下掀起对习的个人崇拜,势头之猛,似乎超越捧毛。有同事慨叹,如今核心集大权于一身,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可以紧随毛后之后,为所欲为。就算二次文革,把党国引向万丈深渊,恐怕再也没人有能力,阻挡他加大油门了。

我对此提出异议,说习不能与毛相比,除了能力天差地别,还因为权力来源不同。毛的集权,自下而上,靠枪杆子打天下。起码建政之初,获得过党心民意支持。只不过上了神坛,就拒绝承诺过的民主选举,再也不许党内外有真正投票权了。毛的能量,来自能力+权威+野心,属于绝对权力,没有制约因素。

而习的上位,是老人帮密谋勾兑的结果。在人才倒选权威递降两大规律作用下(后文详述),把一个德不配位,文化素质低、念稿常出错的小学博士,阴差阳错地推上宝座。原本没有民意基础,更谈不到威望,加上志大才疏,所以他的权威,无论再怎么模仿与吹嘘,也没有毛的绝对性和永久性。既然老人帮能把权给他,一旦干砸,他们不但能把权收回,而且,按等级授权的内在逻辑,也说得通,做得成。当然啦,“请神容易送神难”,就算老人帮全体出动,胜算几何?较量结果会怎样?属于另一个问题,我无从猜测。

喜欢替老人干政辩解的朋友,常说它是中国文化的积淀,一种尴尬无奈的权宜之计。我却认为不通。为什么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共解放区,民主普选行之有效?又为什么,在同种同文的台湾,还能进一步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政党轮替,提升民主档次?因此,把老人政治推给文化传统,难以服人。老关认为,当前中国老人政治的病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共左王的理论偏好;二是老人帮自己的利益偏好

先说理论偏好。老邓那帮人,深受文革之害,也曾叶公好龙,空谈过政改,表示要完善监督,废除终身制等等,实际上从没当真过。因为所有共党都拒绝承认,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制,是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反而咬定,那都是资本主义的虚伪宣传,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结果,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党国早期,也曾施行过有限度的民选,但政权稳固之后,就迅速转向他们坚信不疑的无产阶级专政。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堕落为网上形容的捂产阶级专政无耻阶级专政

要说从来没人挑战过马列说教,也不是事实。起码从80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到八九六四全民躁动,就涌现过不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上文说过的“两头真”们,比如周扬,于光远,苏绍智,李洪林,胡绩伟,王若水,李泽厚,于浩成,刘宾雁,王若望,戈扬,资中筠,等等,以及支撑《炎黄春秋》多年的茅于轼等众多学者,他们都试图冲破禁忌,回归主流价值。而以民主墙为代表的草根民运,和高校竞选的学生代表,更涌现出魏京生,徐文立,胡平,王军涛,陈子明,刘晓波,秦永敏等新一辈挑战者。可惜,随着老邓挥舞“四个坚持” 和“反自由化”镇压大棒,再经六四杀人,扑灭思想火花,终于功德圆满,逼迫他们要么流亡海外,或者彻底噤声,只剩下左王邓力群、胡乔木之流一家之言。虽然后来,互联网和自媒体日益流行,体制内外,都有自由派人士,前仆后继,不时发表真知灼见,但毕竟数量少,影响有限小,难对社会整体启蒙。

如今,以国师王沪宁为代表,培养起数十万新一代马列战狼。他们已经没有思想,只剩下空洞口号,和“四二二四”之类数字游戏,无论高喊多少“自信”,都是同一套路。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忘马列毛原教旨的灭资兴无,东升西降。至于老毛对黄炎培亲口许诺的自由民主,根本就不是中共的初心,只是统战手腕而已。所以,在破除马列毛思的理论枷锁之前,梦想党国分权制衡,改行民主普选,完全是一厢情愿。

再说利益偏好。老人帮的非法干政,之所以能变为不成文惯例,明显有老人帮及其家人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内。其中两大好处不言而喻:第一,不必担心“秋后算帐”,否定过往政绩,追查责任罪行。看看韩国卸任总统,几乎个个受审入狱,不得好死,令人不寒而栗;第二,以“发挥余热”为名,退而不休,垂帘听政,继续编织关系网,蔽荫亲属子女,升官发财。其中关键,不是老人干政有瘾,而是利益驱动使然。所以,在任人唯亲,阶层和家族利益相对固化的当下,不能奢望老人帮能自愿放弃干政的意愿与机会。就算他们自己不想干政,他们的子女、亲友和故旧也不答应。

根治手段,回归普选

最后,回到顾万明先生的“老同志”一文,它意在宣传老人政治如何好,其实项庄舞剑。我不相信他内心深处,真以老人干政是中国的前途和方向。以他的阅历不可能看不透,权威递降人才倒选这两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已经使无能无德无作为的“新三无”现象,成为今日官场常态。从毛周到邓陈,再到江李、胡温,最后到习李,权威递降趋势,已经严重到“政令不出中南海”。根本原因出在官员不是来自“民选”,而是来自“官选”。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证明,统治权威(权力+威望)的合法性,只能有三种来源:一是打下来的(枪杆子出政权);二是生下来的(皇家遗传);三是选出来的(官权民授)。随着历史进步,前两种权威日渐凋零,“选举权威”逐渐成为文明主流。

如果说毛邓那一代,属于打下来的权威,那么,江李,胡温和习李,属于什么权威呢?要说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恐怕说不过去。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太子党,可打下来的权威,只属于打天下那一代人自己,不能遗传,更别说隔代。

如果说是生下来的,也不对。因为共和国不是王朝制。就算改成毛家王朝,那也应该由毛新宇(或毛远新)接班,轮不到他人他姓。那么,剩下唯一的途径,就是选出来的权威,公民普选,一人一票。可我党偏偏不干,非要反科学逆潮流,搞什么“子女接班”,“内部钦点”与“隔代指定”等邪门歪道,最终导致权威递降不可逆转。

既然拒绝“群众选官”,死硬坚持“领导选官”,那么,官员的权力当然是领导给的,与人民群众无关。顺便说个网传故事,因隐瞒矿难被判死刑的广西南丹县县委书记万瑞忠,临刑前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是否感觉对不起人民群众和提拔他的党政领导?万书记大言不惭回答(大意):“我只对不起父母妻儿,没有对不起群众。我掌权跟群众没啥关系,是上级领导给我的权力。我对得起领导,已经孝敬够了他们。是他们对不起我,没有为我说情。”  当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直?),句句真话,没有撒谎。

如果继续深究,等级授权的危害性,还不局限于权力来源的本末倒置,更导致人才品质的倒筛选,劣币驱逐良币,一代不如一代。什么样的下级,更易受到领导赏识和提拔?当然不是有能力有主见,喜欢提意见的“刺儿头”,而是善于溜须拍马,报喜不报忧的无耻小人。他们往往学识低,能力差,凭政绩难往上爬,只有靠邪门歪道,才能博取领导欢心。据说江某曾经在上海手提礼物,在陈云卧室外敬立数小时,只为不打扰陈的午休。而另一位将军,还亲自为领导站岗。如果这等令人作呕的下贱行为,居然在官场大行其道,那么,一代不如一代,还奇怪吗?

试看民主制下的党派竞争,表面相互指责,攻击揭短,乱七八糟,无所不用其极,但它的好处恰恰在于,给选民提供机会,了解候选人的口才,能力,品德,政见与个性,从而决定投票给谁。为博取选民认同,候选人不得不放下身段,扫街拜票,甚至向斗升小民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磕头许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年一度的大选,还真是草根民众的节日庆典,也是我这个大陆教师,在台湾旅游观选的心得体会。

有人反问:难道选民就不会看走眼,把原本不合格的人选上大位吗?当然会。不过第一,千百万人的选票,总比几个老人的密谋,误差率小得多吧?第二,发现这次选错,下次改选别人就是。而且纠错难度,应该比老人帮发现选错人,再把权力收回来,也小得多吧?当然,民选政府也有缺点,往往效率低,派系角力,互相扯皮,但好处是亲民,能听到不同声音,兼顾各派利益,不易走极端,行政成本相对较低,效率未必差。至于民主政治的其它配套措施,因超出本文主题,略去不表。

总之,究竟哪种制度,更能选拔出好人能人?树立政府权威?维护百姓福祉?有利于长治久安与社会稳定?等等,这些都属于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当数千名号称“合法选出”的代表们,光鲜亮丽走进大会堂,装模作样议论党国大事,推举领导人的“庄严时刻”,老关真诚希望,大家是否能把这些常识问题,也在脑海里转悠一下?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定稿于北京寓所

2022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