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3月17日，老友萧绍博罹患间质细胞瘤，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噩耗传来，无限伤感。特写此文，追忆我们曾经历过的蹉跎岁月。

萧是我呼和浩特二中高三一班的同学，退休前官至计生委科技司长，属技术官僚型干部，也是我们同班混到这个层级的两人之一。我后来在社科院读研，同学中出了不少省部级以上高官，但都没有绍博那样让我怀念。一来他是我交往很深的密友铮友，没官腔官气，永远平民装束，从不西装领带。下属也不喊他“司长”，都直呼“老萧”，或“教授”（多年兼职教授），特别平易近人；二来，他是官场少见的明白人，大事不糊涂，说话直来直去，能跟我促膝长谈。

1963年春，临近高考的时候，他随全家迁往天津，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高分子系，是我班唯一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佼佼者。那时候叫“出区”，是二中每年高考的荣耀。

他高考成绩优异，不出大家意料，全班都知道他潜力大。非但数理化好，中文写作也棒。 这跟他的家学渊源有关。其父萧嘉奎教授，曾在西南联大当助教，后来考取官费留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对统计学和投入产出模型深有研究，回国后在清华任教，著作等身。1960年支援边疆，到新建的内蒙财经学院任教校，并组建研究所。

绍博深受父亲影响，博闻强记，见多识广。我偶然发现他在自习时间，埋头阅读一份小报，才知道那叫《参考消息》，属于“内部资料”，有“不得外传”字样。他答应让我偷偷看，阅毕马上归还，帮我开阔了眼界。由于大饥荒，内蒙财院1963年下马，萧父被重新分配到位于天津的河北财经学院，绍博转学去了天津，但我们继续保持书信来往。

文革时期停课串联，我去北京看过他，在他们宿舍住了两晚，议论过文革派斗和未来走向，顺便向他透露了我刚刚读过的一本书，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记者 威廉.夏依勒著），他非常好奇，问我哪里能借到？我告诉他，是我们内蒙师院造反派，在烧书运动中，以“批判”为名，偷偷收藏下来的。该书也是“内部读物”，仅供高干高知借阅。因为是作者在德国收集的一手资料，有强烈反纳粹色彩。其中有些场景，跟文革类似，容易让人联想，所以对有头脑的青年人，颇具吸引力。

孰料不久，科大秘密兴起一股传阅本书的“潮流”。他信中说，此事引起当局警惕，正在全校清查，组织大批判。最后，被定性为“反动逆流”，他本人也被卷入，遭受过批斗，很久不能跟我通信。再往后，科大被扫地出京，整体搬迁到安徽马鞍山，最终落地合肥，至今未迁回北京。在悼念萧绍博的诗文中，有位科大同学写道：“五十年前横祸坠，胸忆不阿种痞垒；芘路蓝缕从头越，光明磊落心自证。“ 说的正是这桩迫害公案。

1968年底69年初，大学在校生都被扫地出门，先到基层劳动锻炼，然后分配工作。我去包头十九中教书，绍博去了大连郊区的甘井子中学，继续我们的书信往来。

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8年夏，开招首届研究生，我报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时，我们河北饶阳县连个图书馆也没有，为预习备考，我春节期间去天津，找萧教授借书，在绍博家住了一夜。我动员他也报考，但他犹豫不决，害怕文革批斗的经历，会通不过政审。我说他太保守，思想不解放：“管他什么政审不政审！我对世界经济毫无所知，也敢去考。无非试一下，考不上又咋样，还怕丢人吗？”他苦笑一下：“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是老老实实教中学吧！”

没想到，瞎猫碰死耗子，我考研居然成功，去了北京，对他触动很大。于是1979年，他报考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也顺利录取。我82年到美国麻省大学经济系读研。他83年到奥斯汀的德州大学进修，两年间跟我多次电话长谈。我鼓励他念个学位，然后再决定回去，还是在海外发展。他说：“现在国内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我要回去干本行。争取科研有突破，然后才能对改革开放有更多发言权”。听口气，似有从政念头。我表示同意，并支持他的选择。

不料数年之后，国内开始政治动荡，先是胡耀邦下台猝死，接着又是六四屠城，国际制裁。加上我们全家获得六四绿卡，俩孩子已适应美国教育，从此放弃回国念头，沦为事实上的流亡者，跟绍博走了完全不同的两股道。

2010暑假，我从澳门大学退休，在北京见到绍博，他也刚从司长位置退下，正张罗组建以健康养老为宗旨的NGO机构（现名“慧家健康信息力研究院”非政府民间社团），邀请我当海外顾问，我欣然同意，给他义务帮忙，把我在海外了解的情况，以及讲授健康社会学的心得体会，提供给他们参考。

然而，陪他参加过几次会议之后，我发现国内外对健康养老的认知和实践，有根本性的制度差距，甚至存在难以弥补的鸿沟。因此，常给他泼点冷水，叫他不要对突破体制障碍有太多幻想。关键之一，就是美国“大社会小政府”和中国“大政府小社会”之间的重要分野。

比如办慈善性质的养老院，必须要拉社会赞助。在美国相对容易，在中国则非常困难。原因之一，是美国有NGO, NPO相关立法，鼓励企业和个人捐款，可以完全抵税。所以，美国纳税人有句口头禅“宁可向慈善机构捐款，也不向山姆大叔交税”。这是私人和商家愿意捐助钱物给慈善机构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没有通过类似立法的可能。他们既不愿意财政失血，也不喜欢社会自治。所以，直到病榻弥留，他也未能建立起可操作的养老机构，不得不抱憾终身。

既然我们无话不谈，难免表达不同理念，甚至发生激烈争吵。比如说，他多次动员我回国，跟他合作搞养老事业。我如实告诉他，落叶归根想法我的确有，也准备为慈善养老投入一生积蓄，但就目前国内的体制障碍看，我还下不了破釜沉舟最后决定。原因有二：一是孩子们坚决反对。年届八十，来日无多，有个灾病，他们不便探视。

二是国内社会氛围，越来越缺乏我们期望的宽松。别说社会自组织缺乏生存空间，就是网络自由，也越来越少。而自由，包括看自己想看的新闻，写自己想写的的文字，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绍博不以为然，他反驳我：”马克思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我回敬道：“不错。马克思的确常常引用斯宾诺沙这句名言。但究竟什么是必然性？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你们党员可能认为，必然性就是党国官员，可以任意剥夺个人讲话的权利。而我们基督徒则认为，必然性是保护每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既然对必然性定义不同，那么，咱们对自由的认知就南辕北辙。”我的反驳，他无言以对。现在，回想我们的争论，正折射了不同环境下的两种发展趋势，毫不奇怪。

如果总结萧教授的人生轨迹，可以说他实践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诺言，尽力干好份内的事情。但是，人才倒选和权威递降的规律，谁也抗拒不了。像绍博这种不会奉迎的技术官僚，上升空间并不大，能熬到司局长级，就算不错了。另一方面，中国官场毕竟是个大染缸，他也难免俗。比方说，他的研究院和康养设想，基本拉不到企业和社会赞助，只能在体制内搞些不疼不痒，不知所云的研究课题，拿点聊胜于无的课题经费（每年大约二三十万），勉强维持研究院的惨淡经营，包括支付助理陈琳医生的微薄薪酬。

我曾把他的康养设想，介绍给国内一个企业家朋友，他们也计划在自己家乡，以企业利润和房产为依托，开办人性化的康养社区。没想到，他们的会面很不愉快。他用两个多小时，给企业高管介绍设想理念，重点讲解什么叫“信息力”，图文并茂，中英夹杂，有许多空泛而费解的新概念，人们都反映“不接地气”，听不懂他在讲啥。他最后提出，让企业先拨款一百万，他们用三个月时间，拿出一个书面养老规划。企业家朋友当场拒绝，说类似能忽悠的学者太多，他们已经有了免疫力，“一眼可以看透”。

总之，由于体制和理念差异，有尊严的康养事业，目前在中国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我为绍博的满腹经纶和远大抱负未能充分发挥，难免有些失落与惋惜。

谨以此文，悼念老友萧绍博教授。愿他在天堂解脱痛苦，获得真正自由！

2023年4月1日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