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对日强硬出牌

作者: 刘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月9日于东京召开的中日第九次战略对话(副外长级)即日结束。唯一的“成果”,是双方确认将加快有关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事宜的工作及磋商。任何人都能看出,如此“成果”仅略好于没有成果或谈判破裂,基本上也就是给双方留了个台阶,不至于脸上无光而已。至于何时重开交涉,解决纷争,则迄无“路线图”。

此番谈判,中国不急日本急:一上来,日方首席谈判代表、外务省次官薮中二十三便就中方“继续单方面”开发位于“中间线”西侧(中方一侧)的“天外天”(日本名“樫”)油气田一事提出抗议。对此,中方发言人高调回应称天外天位于无争议的中国管辖海域,与中日双方原则共识中提到的有待就共同开发继续磋商的“其他海域”无关。联想到一个月前,中方派出海洋调查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刺激了日本敏感的神经,也曾招致后者的一通抗议,可依稀感觉出两国关系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骤然降温的现实。那么,中方缘何偏偏在这个时期,以如此强硬的姿态频频挑战日本呢?在强硬牌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取舍和利益考量呢?笔者认为,有近和远、直接与间接两方面的原因。

先说比较直接的近因。首先,不仅对中国,即使对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来说,2008年也不啻为一个分水岭。北京奥运的举办和“神七”的上天,标志着中国“大国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逆转,这使日本在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其审视邻国的视角和与其交往的方式:经济上,中国已“毕业”,至少不再需要援助——这一年,日本关闭了持续实施近30年的对华政府援助(ODA);政治上,中国已从地区大国晋级为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地政格局举足轻重、势与美国联手,要“把地球的事情管起来”的重要大国,而这与日本正在锐意推进的21世纪国家战略——政治大国化的诉求不无内在冲突。对此,日本心态复杂,一筹莫展。

虽然恢复了长期中断的首脑互访,还有诸如在汶川地震中日本无私援华等温暖的插曲,但最根本的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始终未及充分发育,从而使所谓“战略互惠”关系亦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徒流于相互做生意的实用主义表层,难以向纵深拓展,稍遇挫折便前功尽弃,动辄掉头折返,大幅后退。譬如,一年前发生的毒饺事件,久拖未决,导致两国食品贸易几乎“回零”,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加上其后恶名昭著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成形未久的“世界工厂”的杀伤力不可谓不大,要重建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信心,恢复到以前的出口规模,恐怕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其次,北京奥运用力过猛,过犹不及。奥运本来是一个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沟通,加深彼此了解,从而为下一阶段的深层改革创造一个更加融合、协调的国际环境,博取、增殖国家软实力的绝佳良机,但结果却成了中国单方面向世界输出“中特主义”价值观的擂台。在日本长野举行的圣火接力,一片五星红旗的海洋中,几乎不见奥林匹克五环旗;有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占据有利地势,日本本地观众被挤到最外围;爱国主义口号震天,4000名日本警员如临大敌维持秩序的场面,令同样举办过东京奥运会和长野冬奥会的日本国民大惑不解:这是奥林匹克吗?

继而,奥运开幕前夕,两名日本记者在新疆采访时遭当地警方殴打、拘捕;在日方抗议之后,只得到中方“感到遗憾”的表示。事件经日本媒体报道后,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舆论的“沉默螺旋”旋转加速,主流民意开始朝新闻报道自由和日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倾斜,而这又反作用于日媒审视中国问题的视线,强化了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奥运期间,日媒批判中国的火力相当猛烈、集中,连《朝日新闻》那样的传统左翼、亲中定位的媒体,也连篇累牍刊发批判北京当局的文章,且“尺度”之大、调门之高令人平生今夕何夕之感。如去年8月22日刊发的一篇题为《党的奥运——民主化是一个梦》的署名评论如此写道:“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频道。所报道的不是刚刚发生的国民英雄刘翔的弃赛,也不是前一天晚上连夺两金的跳水女王郭晶晶的战绩,作为头条,报道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外访日程——党胜于一切,如此国家的‘和平的圣典’。……申奥成功的那一夜,北京长安街被数十万市民变成了步行者天国。之后7年,开幕式之夜,在空前严格的交通管制中,奥运相关人士和党的干部的车队优先驰过;在绿色信号灯闪烁时,试图走过斑马线的步行者遭到警官的喝斥。在党的宣传下,北京奥运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但同时,‘要奥运,也要人权’的声音却被封杀。所谓‘奥运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期待,现在听上去很空洞。”

如此“舆论导向”,当如何影响其“民意”,而民意又如何左右其对外政策的策定,最终形成何种对华政策,便不言而喻了。但我们在展开“舆论反制”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反求诸己,多少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应对——在奥运问题上,有无因用力过猛而导致过犹不及之处?纵观奥运前后的国际舆论,一个总的感觉:以北京奥运为分水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越来越怪异,成了一个一味以含混不清的“中特主义”力拒普世价值,刀枪不入、爱谁谁的不可理喻的巨大的、不透明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折损了30年改革开放所构筑、积累的国家软实力,且不无把百年梦想好容易一朝兑现的奥运变成负面遗产的危险。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我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受民意制约的因素越来越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早已失去了昔日总体化社会的“从容”。尤其是对日外交,因同时牵涉到历史情感纠葛和现实利益竞争,在诸多对外关系中是最棘手的,有时甚至面临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谋求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领导人个人的胆识、魄力,也需要一种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否则,以战略高度、政治解决外交问题,便成了一剂剧毒的猛药。即便领导人再富于个人魅力和凝聚力,如果不拿出饮鸩止渴的勇气的话,也万难推进。正因此,去年6月,作为胡锦涛主席对日本“暖春”之访的最大成果,尽管达成了关于两国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框架性原则共识,但随后,急转直下的现实抬高了民意的门槛,使政府的外交决策再度陷入僵局是显而易见的。而外交决策的弹簧一旦缩回去的话,在弹力的反作用下,将不止退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倒退。

再谈两点比较间接的远因。一是美国因素。日相麻生太郎有句名言:“日美中虽然构成战略三角,但从来不是正三角形。”从中国角度看,其实亦如是。因此,中美关系良好时,中日关系便有所波折;反之亦然。1989年后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将比布什政权更加接近中国,其程度甚至要比所谓“Stakeholder”还要密切,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必然。对北京来说,只要华府朝自己目送秋波,东京高兴与否是不大在意的。所以,最近日本政界人士颇为焦虑,其最大担心就是奥巴马——这个连名字听上去都像日本人(Obama,也是日姓“小浜”的拼写)的家伙,会不会冒过东京,与北京“亲密接触”。而刚刚确定的白宫驻日大使的人选,着实给日本吃了一颗定心丸:著名战略学者、《软实力》(《Soft Power》)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即将出任驻东京特命全权大使。在日人眼中,奈教授是当仁不让的亲日派;同时,以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为21世纪国家文化战略的日本自恃其国家软实力天下第一。

二是日本因素: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北京对现任日相麻生素无好感;且其政权支持率每况愈下,已跌破20%的警戒线以下,来日无多是肯定的。而“后麻生”政权,无论是自民党的其他人选,还是民主党,抑或大联合政权,对中共来说,都不会比现状(麻生)更糟糕。如此,目前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所打的强硬牌,一来可兑现一定的实惠,二来如在未来适当时候收手,即可变为对“后麻生”政权的一份大礼。一张牌变两张,何乐不为?

但是,打强硬牌时,有一点是北京务必要加以利害权衡的,那就是手上的牌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后续效应问题,它表现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向度:就中国国内而言,对日强硬牌一旦出手,收回或改弦更张谈何容易,某种意义上,实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对日本来说,其国内舆论亦非铁板一块,同样会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有时则是相当民族主义的反应。而这两种反应,虽然方向相反,“固有频率”却相当接近,保不齐会在某个时点上发生共振。因此,对此时强硬牌该打与否的问题,决不能单凭目下情况就妄下判断,理应把有可能引发共振的情况及共振的大小、代价也计算在内。

本站刊登日期: 2009-01-13 16:34:00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