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雙城記——論中共建政70年

作者: 陈奎德

“十、一”:中國的雙城記 

今天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週年。在北京與香港這兩座城市,出現了對比鮮明的景觀。
 
 
 北京十一閱兵
 
北京,全城清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如臨大敵,這裡正在進行它的建政70週年閱兵典禮。猶如它的小兄弟北朝鮮,窮兵黷武,場面壯觀,顯擺凶器,戾氣逼人。習近平高踞敞車,頻舉右手(這次不是左手了),企圖藉此沖銷它面臨的全方位晦氣;同時,向包圍它的國際主流社會耀武壯膽,並進而威懾它的黨內外政敵。然而, 這個70週年的大慶, 竟沒有邀請一位外國領導人觀禮, 如此肅殺的“大典”,何以言慶?
 
 
 香港十一抗議
 
香港,是截然相反的另一幅景象。抗議的浪潮進一步升級,數以萬計的民眾10月1日走上街頭,他們腳下踩踏著習近平頭像,扯下官方懸掛的慶祝國慶的大幅標語,高呼“結束一黨專政”“沒有國慶,只有國殤”,迎向警方的暴力驅趕。他們與防暴警察在九個區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在荃灣首次用實彈射擊了一名抗議者,從而再次把這座城市變成催淚瓦斯與燃燒彈的抗爭戰場。


一個世紀前的中國憲政運動

未知何故,在觀望香港民眾智勇雙全可歌可泣的抗議運動之時,對比當下北京的軍國主義氛圍,筆者的思路竟回溯到了一個多世紀前的京城,浮現出了當年國會請願憲政運動炙熱的場景……

今日中國,恐怕已沒有多少人知道109年以前的中國那場驚天動地的風雲湧動了。

1910年,正處於清廷自1906年肇始的預備立憲階段,其時, 光緒慈禧相繼於前年去世。立憲的熱望如火山一樣在國民中爆發了出來,人心沸沸,血脈贲張。當年的基本態勢是,向清廷要求立憲的,不僅有民眾,還有各省諮議局、地方督撫乃至中央資政院;而海外梁啟超和國內張謇,則是引領風潮的核心人物。

先是,十六省咨議局代表齊集上海開會並組成請願代表團,于1910年1月抵達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清廷以“憲政必立,議院必開,所慎籌者,緩急先後之序也” 為由搪塞。

1910年2月,梁啟超創辦《國風報》於上海,發表《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等百餘篇文章,遂成立憲派輿論重鎮。

1910年6月,各省議員和代表二度進京請願上書,簽名者達三十多萬人,言辭激烈,意態堅決。面對此形勢,攝政王於5月21日發佈上諭,指目前財政困難,地方遭災,匪徒滋擾,沒有條件提早召開國會,仍以九年為期,屆時召開國會,不准再請願。

緊接著,梁啓超發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駁斥攝政王的上諭,斷言“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于此—二年之間,……今日政府專制制度不迅速改變,不及三年,國必人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召開國會,爲將來歷史必無之事”。

請願代表得知第二次請願再遭拒絕後,立即決定擴大請願規模.北京請願同志會要求各省、廳、州、縣成立分會,准備號召官農工商各界人士兩千五百萬人簽名上書。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資政院召開第一次開院禮,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半。開幕之後,第三次請願運動蜂擁而起,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江西貴州等省先後出現數千人集會,而東北三省,尤為熾烈。奉天各地集會均超越萬人,簽名達30萬。10月7日,奉天在北京的學生牛廣生、趙振清趁請願代表不備,竟各自從自己的腿上與胳臂上割肉一塊,塗抹於請願書上,高呼“中國萬歲”而忍痛趔趄離去,眾代表皆動容流淚。此次動員之廣,規模之大,來勢之猛,均前所未見。湖北集會倡議“不開國會﹐不承認新捐”。在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壓力下,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

清廷在國民運動聲勢及實力派官員合力震懾之下,作出讓步,于11月14日(十月初三)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爲五年,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

梁啟超得知,立即發表《讀宣統二年十月初三上諭感言》,堅持立即召開國會。農曆十一月,以奉天、直隸青年學生為主體罷課遊行,第四次立憲請願興起。群情激憤,發動剪辮子,推舉代表進京請願,數百萬民衆蜂擁簽名。有人當場割指寫血書,要求朝廷還權於民,召開國會,實施憲政;倘能如願,民眾願替朝廷還債。

十一月廿三,第四次請願運動被清廷彈壓下去。但是,經過這場狂飆突進式的精神日出,憲政主張,已經廣被士林;中國這艘古老巨船,一波三折,開始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緩緩地靠近了。一年之後中華民國的誕生,這場運動是精神上的重要助產士之一。

這就是一個世紀前中國立憲派發動的四次國會請願運動。其時國人無與倫比的熱情及其可歌可泣的態勢,堪比之前695年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堪比之後79年的中國天安門運動,堪比之後109年正在進行的香港反中共運動。中國民氣,屢起屢敗,屢敗屢起,綿延噴湧,不絕如縷。
 
 
歷史的逆流

有鑑於此,目睹109年之後今天的中國,憲政竟成禁忌,權力中樞竟然不自量力大反憲政,公然反對自由民主,詆毀普世價值,頓有時光倒流,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一個多世紀的時光白白渡過?

很明顯,這一錯位來自共產主義入主中國。那是全世界被捲入的歷史魔咒,是人類的空前劫運。在中國融入全球主流的歷程中,共產主義導引中國步入了一段歧途,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迴流圈。

就歷史的眼光看,1949年共産黨君臨中國,是中國自十九世紀邁向現代國際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最大一次斷裂,一段倒退;特別是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7年的斷裂與倒退,使中國人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 

人們普遍關切的是,在歷史長河中,當下中國位置何在?
 
毛去世後的四十三年,在其前期,是中國磕磕碰碰緩慢地從毛的歧路回頭,放棄部分共產教條漸漸向國際主流秩序靠近的歷史過程。在面臨崩潰的極低經濟水準基地上,中共引進部分市場因素,利用國際主流的善意、國際體系的漏洞以及和平秩序的時空,並因為當時人口結構中的廉價勞力和低人權優勢,導致經濟迅速發展,引發全球矚目。
 
但是近七年來,由於共產統治遺產之反作用,由於北京政權對一黨壟斷性權力喪失的極大恐懼和焦慮,亦由於西方國家因一廂情願的想像而鬆懈了對中共的警惕與壓力,致使習氏政權正大踏步倒退返回毛氏暴政。 從共産國家內部的政治遞嬗角度觀察,它大體上相當于極權體制因改革而松弛之後重新“擰緊螺絲”的回光返照階段;而由國際政治大歷史角度觀察,則是“冷戰殘局”的第二次收官階段。

在應對這一局面時,習近平當局開出了哪些藥方?
 
高度極權,重啟個人崇拜;強行修憲,取消任期限制,從“集體領導”倒退回“定于一尊。悍然“稱帝”,獨裁自爲。

加緊左轉,重建黨國意識形態初心:回歸馬克思,乞靈于毛魂,發“九號文件”,搞“七不講”,冒天下之大不韙。聲稱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管傳媒,黨管企業,黨高于憲法與法律。

鉗民之口,強化封網,加強言禁報禁,重提“反動知識分子”,迫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使之於獄中病亡,整肅知識精英許章潤等大批教授,實施紅色恐怖,逮捕維權律師,重走“反智主義”的毛氏歧途。

加強黨管企業,黑打民營企業家;借禦用學者放風消滅私有制,縱官媒稱私營企業“已經完成其曆史使命”,所有企業設中共黨委和政府代表,吞併民營企業家財產,致企業家風聲鶴唳,致使曾經的寵兒——吳曉輝、肖建華、馬雲、馬化騰、柳傳志.....——惶惶不可終日。

放棄前朝的統治“鐵三角”——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聯盟,中國從民不聊生,進而到官不聊生、資不聊生和知不聊生;以致道路以目,千夫唾棄。

拆毀教堂,壓制基督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法輪功......各類信仰群體,在新疆構建百萬人巨型集中營;全面進攻公民社會,亮劍普世價值,掃蕩宗教信仰。

放棄鄧式韬光養晦,放縱軍頭八方煽火,鼓動好戰言論幹政。
咄咄逼人于南海,否定國際海牙法庭對南海諸島及水域主權的裁決。
耀武揚威于台海,以利誘和威懾雙管齊下直指民主台灣,吞併之心路人皆知。
廢棄承諾于香港,蠶食港區自治地位,否定中英聯合聲明,削弱一國兩制,幹預香港的獨立司法,摧殘香港的自由法治。

加速擴張反自由的“中國模式”,以大撒幣大外宣收買人心,以“一帶一路”擴張勢力範圍,挑戰二戰以來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地緣政治格局。


中共踢到鐵板

但是,習近平踢到了鐵板。眾目睽睽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自2017年美國新一屆政府上任後,美中貿易戰,突如其來,如狂飆驟起,愈演愈烈。 以此為起點,號稱要“以牙還牙”的習近平政權,連連遭遇滑鐵盧:從貿易戰而科技戰而金融戰,由地緣政治而意識形態而軍事較量,大批外國企業逃離中國,美中關係日益惡化,進而逐步滑向全方位的“新冷戰”。

曠日持久的美中貿易戰使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被揭開畫皮,打回原形,其破壞和挑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國家形象日益彰顯,紅色政權對民主國家的仇視和威脅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美國兩黨一致的對華強硬政策,歐盟27國外交官聯合簽署質疑中國“一帶一路”的國家單邊主義,歐盟近日決議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同罪,表明西方國家正在被喚醒,開始直面“中共威脅”的日益嚴峻的現實,並逐步展開了反制的共同行動。

美國的 《國防授權法案》出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向了印太-戰略框架: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越南聯手遏制中共,最大宗高級軍售台灣案、《台灣旅行法》等法案的出台,表明美台關係的升級已經無法抗拒。美英加澳等國頻繁實施南海自由航行軍演,都日益清晰彰顯了北京的紅色強國夢面臨的毀滅性前景。

美國副總統彭斯演講被視爲美國對華總戰略。而近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聯大演說,一改往日模糊辭藻,直指“中國不僅拒絕其承諾的改革,還采取了一種建立在大規模貿易壁壘、巨額國家補貼,操縱貨幣、産品傾銷、強迫性技術轉讓,盜竊知識産權,以及在大範圍偷竊商業秘密基礎之上的經濟模式”。

面對空前孤立,北京僅有俄國、伊朗、北韓可能抱團取暖,卻都是半心半意,並非盟國,均有各自盤算,意識形態亦非統一。
 
這次70年大慶沒有任何一位外國領袖出席,就是當下中共外交地位的明顯像徵。


香港代全球發聲,直擊紅色帝國

黑天鵝沖天而起,香港震撼全球。北京未能預料到,是香港,成了它最大夢魘。令中共當局坐臥不安的是:持續四個月的香港反送中抗爭業已擴展爲對抗中共的驚天巨瀾,港人的五大訴求—1、徹底撤回修例,2、收回612暴動定義,3、撤銷對今爲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釋放所有抗爭者,4、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5、重啟政改,立即實行雙真普選¬—已經獲得國際輿論普遍支持。雖然香港特首已正式撤回修例,北京已先敗一局。然港人仍不屈不撓,堅持全面兌現訴求。北京在香港面前,進退維谷,顏面喪盡,陷入全球孤立的境地。

美國川普總統在中共70年國慶前夕的9月30日推文說:
“作家兼中國專家喬納森·沃德說:‘多年之後,美國終于意識到北京的計劃和抱負,希望使我們成爲21世紀經濟和軍事上的超級大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美國終于做出了回應(謝謝你,川普總統)。貿易方面是這樣,軍事競爭方面也是這樣。’我們贏了,我們會贏。他們(中國)不應該破壞我們與他們達成的協議;……”
聯想到他在聯合國大會警告中國:美國一直嚴密注視著香港局勢的發展,“全球都在期待中國政府嚴格遵守與英國政府簽署的並得到聯合國確認的具有約束性的聯合聲明,中國在這一聯合聲明中承諾保護香港的自由,香港的司法體制以及相關的民主生活方式;” 
聯想到美國國會《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即將出台;

可以斷言,香港民眾的抗爭已由“反送中”轉為“反中共”。他們的目標已經昭然於天下:香港是國際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應是有普選權的法治自由的香港,香港不是共產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

由於中國大陸已經被惶恐不安的當局嚴厲噤聲,中國已經成為無聲的大陸,當仁不讓的香港、台灣,正在代中國人發聲,正在成為中國的代言人。特別是,經歷了兩百萬人浩大示威,經歷了四個月可歌可泣抗爭的香港,已經成了全球新冷戰的第一戰線。它已經敲響了中共的第一聲喪鐘!


冷戰殘局:5  vs. 120

基本的大勢已經昭然天下,上述習氏藥方接連敗退,只是自取其辱。用他們老祖宗馬克思的句法:第一次以悲劇收場,第二次則應是以鬧劇喜劇掃尾了。

冷戰於30年前在主戰場結束後,共產主義已經失敗。現在國際社會與中國面臨的是冷戰殘局,是最後“收官”階段——給冷戰失敗畫上句號,載入歷史。

這一殘局最清晰的數字標識是——“5  vs. 120” 。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數據顯示, 21世紀初,在全球192個得到國際承認的國家中,有120個屬于選舉制民主國家,全球有60%的人生活在經民選上台的領導人的管理之下。

而共產黨國家,經1989-1991蘇東波共產主義大潰敗之後,目前僅殘存5個:中國、北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其中,北朝鮮已經在其“憲法”中剔除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詞句,成為一個金氏世襲的家天下極權專制王朝。越南除經濟改革外,目前在最高政治權力更替中引入了選舉競爭機制,並在外交上向美國靠攏。老撾則與越南亦步亦趨。古巴獨裁者勞爾.卡斯特羅,在其兄見馬克思後,內外交困,風雨飄搖,充滿了不確定性。

這就是說,共產國家,命懸一線,其存亡完全系於中共政權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煢煢孑立,八面風來,百國“圍觀”,能不顫乎?

5 個共産黨國家與120個民主國家對峙。結局如何?恐怕不再需要勞駕肯尼迪和裏根總統再去柏林牆發話了吧?

把全球120個民主國家所走的普世大道稱之爲“邪路”,把千夫所指日暮途窮的光桿司令所走的獨木橋“特色道路”稱爲“正路”,這正是真理部頒布的“宇宙真理”,也是其獨家使用的“特色漢語”。不能說中宣部一點創造性也沒有的。

與北京當局夜行吹口哨壯膽的“三個自信”不同,中共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由于這位教授未獲接受國外媒體采訪的授權,因此他要求記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曾表示:“我們剛與一大批極具影響力的黨員舉行了一次研討會。他們問我們,在我們看來,黨能執政多久,當黨垮台時我們有什麽應對計劃。老實說,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這恐怕很難回答。”(引自BBC)

其實,已經有人在用行動回答了。中國裸官家眷們、富豪們和歐美銀行的資金一起,就“像能預知大地震的動物一般”逃離中國。這就是他們的應對計劃。華人首富李嘉誠已經攜帶財産“脫中入歐”了。他最近遭到中共宣傳機構的辱罵,一則表明北京企圖轉移港人的抗爭目標,二則表明他們對李嘉誠的免於公私合營的先見之明之惱羞成怒。其他中國企業家雖然運氣不如李嘉誠,但仍然在竭力做兩種選擇,其一,是用腳投票,財富流亡,海外置産;其二,是留駐中國,聯合起來,改造制度,拒絕充當待宰的羔羊。

資本的嗅覺超級靈敏。它就像地震將臨前,紛紛出穴逃亡的動物一樣,對政治氣候有本能的直覺。企業家及其資本的動向是中國政治的“地震預測儀”。

類似東歐與前蘇聯當年的精英人才逃亡潮,繼中國人在1989年後的精神大流亡之後,無論中共如何堵截,中國大陸權力和經濟精英的物質大流亡必將勢不可擋。

回想上世紀戈爾巴喬夫時代,大約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間,在與西方的民心競賽經濟經賽外交競賽軍備競賽已顯露敗象,異議知識分子日趨活躍,彌漫于前蘇聯的公開化透明化已勢不可擋時,許多蘇聯與東歐的黨政精英意識到共産主義大勢已去,相當一批有辦法的體制外精英流亡西方,而體制內精英大部分做出了“換船”的決定。官僚們並不是有組織行動,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被稱爲“棄船現象”。

而這一棄船行動所導致的歷史後果,現在已婦孺皆知了。


蒙不過三代
 
幾天前,一直不太喜歡談論意識形態的美國總統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痛批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指出社會主義幽靈正在毀壞我們的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不關乎平等和正義,事實證明它只是服務於特權階層的權力。他並重申,美國永遠不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此之前,川普還指出,極權主義與現代科技的結合是對現代人類的最大威脅,而過去的一個世紀,共產主義制度屠殺了一億無辜的人民!

目前,習氏政權還在誇誇其談其“兩個一百年”的春秋大夢。如果一個已經被歷史、被世界公認(統治者內心也承認)爲已經失敗的制度(共産主義),還想欺蒙他的國民說它將長命百歲(譬如2049年慶祝建政100周年),甚至千秋萬代,這就太侮辱其國民的智商了。
 
事實上,迄今爲止,歷史上所有共産黨政權,其壽命沒有一個超過了74年的。
 
歷史上一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要算蘇聯共産黨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蘇共執政74年後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則連續執政了71年退位。
 
在我看來,74年並不是一個純粹偶然的數字。實際上早就有人已經注意到了共產國家“七十大限”的問題。一般而言,一代的時間長度爲25年,74年基本就是三代人(考慮到人類壽命延長的普遍趨勢,不妨以80年爲三代人的時間長度)。

人們恐怕還記得,北京很早就反複宣傳並詛咒過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的預言,以警戒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精英們。1954年,杜勒斯預言說:“……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 他告誡人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

前蘇聯與東歐的演進,驚人地兌現了他的預言,那裏有某種深邃的政治直覺。

這與科學界的普朗克定理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並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們信服並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

筆者簡括言之,就五個字: 蒙不過三代。

對于像共産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論,如果不幸而君臨一國成爲國家意識形態,則其依賴蒙蔽信息和暴力謊言持續性專權統治的年限,不會超過三代;即是說,有個“八十年大限”在管著它。

何以八十年?因爲大約是三代人時間。何以“三代”?因爲代際權力蛻變需要兩次代際衰減。實際上,上述意識形態攫取了政權後,因其禍國殃民,故在國際競爭與國內執政中,很快就顯露敗象。但是作爲國教的意識形態已經衍生出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的遺産,該遺産需要兩代人方能消化殆盡。“蒙不過三代”(八十大限)也者,不過是歷史觀察的結論。它顯然與人的壽命長短有關。對共產國家,必須是第一代打江山者完全離世之後,變遷才會降臨。即是說,中國政治的變遷節奏與統治者的壽命是亦步亦趨的。

 
八十年大限
 
有鑒于此,聯系到上述109年前的中國憲政大潮,聯系到戈巴喬夫後期前蘇聯的“棄船”現象,再聯系到台灣上世紀70年底末風生水起的憲政運動,雖然各自的情勢與當下中國大陸有種種不同, 然而其最核心的部分和邏輯是似曾相識的。無需太強的洞察力,也可以發現大體上可以用如下三個參照體對當下中國進行歷史定位:

1)    晚清慈禧撲滅“百日維新”後又被迫“預備立憲”時期,特別是1910年的憲政運動時期
2)    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
3)    上世紀台灣蔣經國執政的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

以上述三個參照系為坐標,我們可以標識當下中國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

北京當局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大勢。爲恐嚇黨員與高幹,中共黨內常常放映它自己制作的解釋前蘇聯解體的電視片。(雖然俄國沒什麽人願意回到前蘇聯,而去過俄國旅遊的中國人,也知道俄國人平均生活水准比當下國人強)雖強作“自信”狀,但不自覺地流露在他們精心製作的影片中的那種混雜著恐懼、怨怼、兔死狐悲的心態,仍然是一覽無余。這就把他們的“三個自信”紙糊燈籠戳了一個洞。

當下中國局勢,令人無法不聯想起前清的滅亡。在前述1910年憲政運動中,梁啓超先生曾經在第三次請願前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于亡,而宣統八年(1916年)召集國會爲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1911年3月,滿清宣統朝廷為回應洶湧而來的立憲訴求,組建了一個“內閣”,其中竟然絕大多數成員由滿清皇族組成,史稱“皇族內閣”。對于“皇族內閣”的出台,梁啓超憤懑至極,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複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事實上,就在“皇族內閣”的出台的當年——1911年,武昌軍興,滿清一朝覆滅了。果然,“宣統五年”沒能存在於歷史上。

今天,共產黨君臨中國已經70年了。 筆者雖不才,仍願意追隨梁任公108年前的預言而斷定: 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 九字連屬成一名詞者。

謂予不信,請洗耳恭聽香江的怒濤,請拭目以待神州的大潮。

何故?蒙不過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當今中南海主政者,面對香港不屈不撓百日不衰的浩蕩民意,面對以美中貿易戰肇始全方位新冷戰的圍堵,面對經濟快速下滑民生日益艱難的無聲大眾,面對共產主義敗亡三十年後的共產黨絕境,何去何從?恐怕日日夜夜都在輾轉糾結之中。
 
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曾說: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是順應歷史,還是逆流而行,一切都在你們一念之間。
 
阿門!

本站刊登日期: 2019-10-01 10: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