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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紅色帝國，再造中華共和

作者：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一，中國與世界

中國往何處去？命運之神正提速叩問。

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兩條道路的較量，正在成為21世紀20年代中國的絕對主題，中國再次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一個自由、民主、博愛、多元的憲政共和國，將成為中國命運的正題，一個重蹈第三國際和第三帝國覆轍的紅色帝國，則是中國使命的反題。

不僅如此，中國的選擇還悠關世界未來，影響人類在吉兇未卜的21世紀的進程。一個新型紅色帝國，必然演為人類之禍，一個中華共和國，必然化為人類之福。

中國民主黨積40年生聚教訓，深知必須對世界潮流和中國趨勢保持清醒、深切的體認，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政治使命，在繼續履行使命的同時，亟需深化宗旨，拓寬視野，達成廣泛共識。爭取在悠關中國和人類命運的大決斗中，善盡天職，終極性實現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囑托、奮鬥並日益獲得自由世界認同和稱許的歷史使命。

二，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對中國的征服

自滿清帝國覆亡、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現代變法的性質、方向、路徑已經基本確立。奠基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到《中華民國憲法》（1947），其間35年間歷經割據、戰亂、顛覆和軍政、訓政與憲政，中國的憲政總方向總目標從未改變。

一種外來力量以極其詭異的緣由、方式和力量影響和改變了中國命運。馬克思、恩格斯先後於1864、1889建立工人國際（第一國際，倫敦）、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巴黎），列寧1919年建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莫斯科）。《共產黨宣言》虛構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始從西歐轉向俄國，共產主義幽靈游蕩到亞洲，中國首當其衝。

從1919年開始，蘇俄在外交、政治、軍事、社會、思想、文化全面蠱惑、滲透，不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輸入中國，而且先後建立起兩個斯大林式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1921年在第三國際操縱下秘密組建以來，中共作為第三國際支部和蘇聯代理人，信奉階級鬥爭理論，對內強分階級，對外無條件加入莫斯科陣營。1937年後，又遵循莫斯科意旨，暫停公開反國家與政府，混入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抗戰勝利、二戰結束，中共頭目接受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以戰爭和統一戰線培植傀儡政權的戰略。1945年蘇聯紅軍根據《雅爾塔秘密協議》實際佔領中國東北，斯大林密令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與蔣中正虛與尾蛇、“共商國事”43天；同時由彭真、陳雲、劉少奇、高崗、林彪等成立“東北局”，搶佔東北，奠定中共通過戰爭武裝篡奪中國的軍事基礎。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對斯大林投名狀《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該年底朝聖莫斯科覲賀斯大林70壽辰，簽暑1941年中華民國全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的最嚴重喪權辱國條約，公開宣佈“全面蘇化”，正式加入世界冷戰的極權主義陣營。跟中、東歐諸國一樣，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被徹底顛覆。

三，毛澤東：紅色帝國—馬克思加秦始皇

斯大林猝死導致世界局勢湊變，最大變局發生在中國。毛澤東從此欲做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正統繼承人，將北京變成莫斯科，中國成為世界革命與戰爭中心。從1956年到1976年20年間，毛澤東公然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開創一條用西方19世紀共產幽靈與東方兩千多年大一統中央帝國媾合的血腥道路，中國成為毛澤東獨步表演的奥吉亚斯牛圈。死於其間的8,000餘萬中國人，構成中國共產黨統治的血淵骨嶽、馬列主義在東方的歷史最大記錄，也成為中共無所逃避的審判狀。

1957年反右前後，一種極其古怪的念頭盤桓在毛澤東頭腦，1960年代，毛在與蘇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正統地位的同時，返回中國帝制傳統。毛意識到，無論如何，由於種族、膚色、語言不同，中共永遠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的正宗。一旦他去世，中國可能摒棄馬克思主義；更要緊的是，人民即使擁有巨大力量，卻可能發生蛻化和分裂。只有一種力量能將全體中國人牢牢控制，那就是中國2000多年綿延不絕的中央大一統帝國。

這個帝國擁有一種特殊的現代意義，一種世界價值。毛完全不顧正統馬克思教義，把秦帝國與不堪其暴虐統治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合二為一。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後靈感，直到暮年，毛念茲在茲者已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而是“中國古代第一個皇帝”秦始皇。除毛外，恐怕沒有一個中國人讀懂了毛最後一首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的遺產，始皇帝（開天闢地），萬世一系（千百萬紅色事業接班人），焚書坑儒，嚴刑峻法，好大喜功（集中力量辦大事），書同文、車同軌，九洲同風，六合同風。

用通常獨夫民賊、暴君來形容和譴責毛，已顯得蒼白陳舊。跟毛的邪惡殘暴姦詐陰毒相比，《聖經》裡的撒旦、但丁《神曲》中地獄裡的惡人都顯得平庸，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豪筆下的兇手幾乎可以算好人了。

20世紀俄國發生的布爾什維革命，在喪失了歐洲革命可能性後，把它的信息輸送到亞細亞的中國。毛的發明在於，把傳統中國農民造反和大一統帝國作為兩大利器和祭品獻給歷史的二道販運，以確保和維持德俄兩國災難性思想對中國的征服。沒有掌過生殺予奪權力的馬克思只能構思某種血腥烏托邦，列寧斯大林創建的蘇聯，74年間吞噬了6，600萬俄國人生命（莫斯科大學庫爾干諾夫教授統計），毛在大權獨攬的28年裡，讓8000餘萬中國人死於非命。這幾顆“龍種”孵出的“跳蚤”的“跳蚤”—波爾布特們則把自己國家三分之一的同胞送進地獄。就在近幾日，北韓金家王朝末代皇帝還在上演公開弒親屠戚的血腥鬧劇。

馬克思列寧主義已在西方和俄國名譽掃地，農民造反和秦始皇帝國在中國還有深厚土壤。只要毛的遺產——東西方破壞性力量的合一——還沒有分離，沒有祛除，中國就仍然陷於噩夢般的毛澤東時代。這是中國現代最深宿命，我們還看不到完全擺脫這一宿命的前景。中國底層仍然向往農民造反，毛仍然是他們的領袖；上層仍然迷戀帝國，毛仍然是他們的宗主；禦用文仍然遵命重新學習馬列主義，頂層仍然在重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迷夢。——最恢詭的是，這一切幾乎籠罩在某種“無意識”狀態，這正是毛“法力無邊”的證明。中國擁有幾大優勢：核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五分之一人類、2000年帝國傳統、空前強烈的民粹主義、同樣空前強烈的稱霸天下的帝國大夢……一種不曾出現過的帝國利維坦正在東方地平線抬頭，戴著19世紀的德國面具、20世紀的俄國衣缽和2000年前的秦帝國皇冠以及同樣古老的農民造反頂子，毛的幽靈還帶着毛式既猙獰又“慈祥”的笑容，在中國徘徊，尋覓新的契機和新的毀滅。

事實上，陰差陽錯地坐擁巨量財富又危機四伏的中國，幾乎一夜之間又重新乞靈於毛。馬克思早已預告過的歷史輪回似乎又在中國上演：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著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著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我們卻不能像馬克思那樣超然。中國幾千年來，20世紀以來，不斷上演的正是帝制復辟的鬧劇。按某種歷史邏輯和文明慣例，出了個毛澤東的中國，早該出現否極泰來的轉機。然而，產生毛的歷史環境和精神動力仍然存在，佔據天安門廣場中央的毛的干屍和懸掛在城樓的頭像，還像惡咒一樣壓在中國的印堂上。君不見，連劉小楓一類飽學之士都忍不住認毛作父至於封神稱聖，父輩被毛玩弄折磨的太子黨們竟違背人性常情地奉毛為始皇帝，中國各地大小毛粉仍然大張旗鼓地為毛招魂，天下吊詭，莫此為甚。

奧思威辛的毒氣室和古拉格群島的死亡營已經不可逆轉地宣判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名暴君，比他們更甚一籌的毛，卻不僅沒有受到應有審判，反倒呈現東山再起的態勢。如果毛的陰魂捲土重來，中國將再罹劫難並禍及世界。

德國現代史家梅尼克指出，雖然納粹罪行不能全由德國文化精神負責，但德國歷史中的“惡魔”成分確實是其20世紀浩劫的病灶。同樣，毛對中國的禍害也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民族性中的腐朽力量，與希特勒一度將德國帶進深淵一樣，毛充分地煽動和強化了深植在中國歷史土壤和民族心性中的黑暗元素。

毛的破壞性更在於，20世紀發生在歐洲和俄國的災難性事變為他提供了東方專制主義不曾擁有的現代極權主義思想資源和社會力量。毛的獨創性在於，他把中國與西方、俄國的專制元素結合為一種空前可怖的毀滅性力量。不幸的是，歷史一二再、再二三地發生有利於毛的變局。即此而論，毛是現代中國的最大宿命。

四，鄧小平：紅色帝國潛伏期，半現代惡俗社會

鄧小平以實用哲學和機會主義轉入改革開放，大幅改變中國的物質面貌與社會潮流。8964鎮壓，正值全球化時代來臨，中國龐大市場、劣等人權、環境惡化迅速佔據全球市場巨大份額。

毛澤東在腥風血雨的“前三十年”，把中國人變成激進、狂熱的領袖崇拜的政治怪物，鄧小平則在“後三十年”把中國人變成金錢拜物教的經濟怪物。但他們都維持著對中國人的高壓統治。除了極度迷戀權力之外，他們根本不相信中國人能在避免混亂和分裂的同時得達到繁榮昌盛。鄧小平用“生產力”代替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用“發展”代替“階級鬥爭”，空前刺激了中國人發財致富的原始本能，同時空前敗壞了中國人所剩無幾的道德。全球化時代來臨為中國帶來空前巨額的紅利，代價是整個中國淪為一個大工地、大商場、大廢墟、大娛樂場。鄧小平改革開放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是，它以“不爭論”禁止分清善惡是非，禁止追究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對8,000萬亡靈的歷史罪責。更嚴重的是，鄧小平用機會主義和政治手腕對待毛澤東，維護毛的正統地位，缺乏赫魯曉夫的基本良心和政治勇氣。這為毛澤東的東山再起、紅色帝國的捲土重來留下了空間。

1979年斯大林誕辰100週年，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新斯大林分子擬籌備大規模紀念活動，為老暴君招魂並對內外政策重新實行斯大林主義。遭到斯大林時代罹難者和持不同政見人士激烈抵制，終於破產。如果沒有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所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淘天罪行，空前改變了蘇聯的歷史環境，23年後新斯大林勢力的復辟行為有可能重新成為蘇聯歷史主流。完全可以推論，1989年到1991年蘇聯和東歐歷史性劇變，都可能被嚴酷鎮壓。

令世界驚愕的是，遠比蘇聯、東歐諸國共產黨歷史記錄更血腥更可詛咒的中共政權，竟然在公開血洗天安門民主請願後，不僅渡過空前危機，而且陳倉暗度、移花接木，空前膨脹強大了。

這是溢出當代中國和世界歷史軌轍的異常事像，鄧小平效法列寧在“軍事共產主義”後實行“新經濟政策”實行“市場經濟”，趁冷戰終結和全球分工大轉移，借助世界自由貿易和無數空隙，獲取天文數字般紅利，同時拒絕世界民主化潮流和普世價值，造成當代世界最弔詭最危殆的現象：一個14億人口的東方大國，既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共產黨則成為同時覬覦東西方的亞細亞式雙頭鷹的心臟。

如此這般，從馬克思到列寧，從斯大林到毛澤東，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一道共產主義譜系得以聯通。同時讓秦始皇“朕為始皇帝，後世子孫，依數計算，由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之詔告借馬列主義之屍，還專制帝國之魂。中國遂取代第三帝國和第三國際，成為21世紀的斯芬克斯—利維坦怪獸。

五，習近平：新型紅色帝國

8964後，一批又一批大小毛澤東紛紛佔據各路權力和財富要津，紅色帝國逐漸被賦予某種新型特征。

新型紅色帝國由幾種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原素構成。由《共產黨宣言》演變而來，共產主義構成中共歷史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與蘇聯一樣，中共本來就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雛型帝國（從江西時代，毛澤東就是尚未登基的皇帝）。中共不可移易的權力合法性和政治天條全部出自《共產黨宣言》等幾部“紅色經典”。自改革開放以來，習近平終於在中共六中全會正式以全黨名義重申：“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必須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並提出實現其終極目標的必要條件：“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全黨必須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習近平又接二連三提出若干類似純意識形態口號，其中“不能前、後三十年互相否定”，雖則是昧心瞎眼之說，卻也符合維持中共大局的機會主義之需。更重要的是不能用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至於將來是否用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時代，取決於力量對比和時勢演變。

習近平是有備而來，其紅色帝國圖謀其來有自。經過長期秘密醞釀，2009年中共在慶祝其篡國60週年慶典上打出“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習近平正是總策劃），新型紅色帝國開始露出其模糊而猙獰的利維坦面目，國家主義正式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主流。

習近平紅色帝國的直接肇因是“重慶事件”。

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毛派和新左派終於發現一個可以寄託他們政治理想的樣板。他們從西方左翼陣營中找來各種理論，從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到弗蘭克的依附理論，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到後殖民學說，從波蘭尼的大轉變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評，從法國年鑑學派到英國的新左派評論，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到美國西馬，以及法國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各位代表人物，均被中國新左派作為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源，綜合打包輸入中國，形成強大的理論場域。

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王紹光、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院長溫鐵軍、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張維為等如過江之鯽，以《重慶模式與中國道路》展開理論闡述。稱“ 20世紀後半葉，美國創造了一個夢想。今天，中國模式和重慶實踐將繼繼美國之後成為另一個夢想”。重慶的意義具有某種普世價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以及'重慶實踐'，將為亞洲、非洲和某些渴望經濟發展的國家帶來獨特的歷史性影響。中國主體性和中國集體性認同，中國製度模式和理論思想認同，中國道路和中國改造世界的未來認同，一言以蔽之，21世紀是中國世紀，中國是人類的新希望。

薄熙來對重慶模式的解釋比這些左派學者更現實：成後來居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王立軍投奔美國領事館造成薄熙來政治挫折，但並沒有阻止國家主義的強大勢頭。習近平七年執政，其歷史導師是毛澤東，其時代先驅則是薄熙來。

從歷史哲學和世界精神上為中國國家主義招魂的是劉曉楓。劉小楓近年推出納粹德國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他的政治思想對20世紀政治哲學、神學產生了重大影響。1933年卡爾·施密特在擔任柏林大學教授期間加入納粹黨，為納粹的國家主義提供終極的理論根據：上帝的政治決斷。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是：政治，是敵對人群的永恆鬥爭；政治不可能有公共取向的過程以及公共責任的自由歸屬問題。真正的政治決定早已在觀眾看不到的角落里達成，人民被歌頌，卻是這個權力遊戲中最無力的角色，作為“大眾裝飾”而已。在卡爾·施米特眼里，個人是不道德的，而國家政治只要符合“政治神學”，就絕對正確。人的各種自由都是為國家服務，國家支配個人的權力來自於上帝，國家權力絕對高於個人權利；如果個人的自由損害了絕對正確的“國家利益”，那麼就可以對人民實行專政。施密特還認為，政治決斷和分清敵友乃是統治者的特權。中國人會很容易地辨認出，施密特的政治神學乃是希特勒與毛澤東東西方帝國思想的古怪結合。弔詭的是，納粹早已被粉碎，它的帝國核心理念居然在70年後的中國大行其道。

1989年到2009年天安門廣場祭出毛思萬歲方陣十年期間，張藝謀、譚盾等人公開頌揚秦始皇，中國百名作家集體書寫“延講”。國家主義有整個國家權力和國家意識形態做後盾，並搬運西方左派理論，自由派因種種原因，包括輕率的否定儒家政治理想和放棄國家民族統一體觀念，自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中劉小楓的變化最引人注目。他從《拯救與逍遙》的道家式出世轉到帝國崇拜，似乎並無障礙。他以塔西佗、修息底德等古代帝國歷史哲學家的傳人自命，志在做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精神教父。他以基督教救世理論和彌賽亞主義（《聖靈降臨的敘事》、《十字架上的愛》），“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的儒家聖人正義論（《儒家革命源流考》）以及柏拉圖《理想國》的“哲人王”和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思想，重新包裝毛澤東，遠超林彪當年對毛的頌揚，以適應新型紅色帝國興起的歷史需要。

秦始皇是東方大帝國的創始人，毛澤東是紅色帝國的奠基者，鄧小平是中華紅色帝國一段世俗性潛伏期，習近平則正開創一個新型紅色帝國。

除傳統帝國特征（疆域、版圖、人民、民族、軍隊、政府、稅收財富等）外，習近平新型紅色帝國還有其新特征。

一，精神力量

共產主義、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社會制度，跟一切傳統關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諸如此類口號，悉數出自德國猶太人馬克思頭腦。馬克思主義是特殊類型的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優越論。《共產黨宣言》斷定，農業民族將屈從於工業民族，半野蠻民族將屈從於文明民族，東方將屈從於西方。馬克思不了解中國，對中國沒有半句好話。中國不過是“野蠻、封閉、自絕於世的木乃伊，保存在與世相隔的密封棺材裡，”只等西方來打破。中共稱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革開放也是並將繼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純屬作繭自縛，自取其辱。

按馬克思正統理論，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是國際主義和人類性質，民族、國家、政府乃至軍隊、法庭等現存制度都屬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由於鄧小平放棄“世界革命”，中共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喪失了核心價值和神聖性，只能趨向功利主義和世俗哲學。習近平對此憂心如焚，實屬杞人憂天。他重新強調意識形態和共產主義終極目標，不僅違逆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民主憲政潮流，而且悖於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事實。北京新執政集團應有基本判斷，馬克思主義只是歐洲19世紀諸種激進主義烏托邦之一，蘇聯解體不僅宣告俄式共產主義思想及其運動的破產，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已不合時宜。文革結束毛澤東去世，則表明中國共產主義的失敗。無論俄國還是中國，共產主義作為思潮、革命和制度，都已成為歷史。至於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毛派等當代左派，不過是這段歷史的回音。

中共政權之所以維持至今，得之於他們以前錯誤抵制、反對的西方文明以及中華文化。即使作為政治策略、手段，習近平等人也沒有必要求助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斯大林主義及其中國變種毛澤東思想。在觀念形態和實際世界內，中國社會包括中共完全可以接受西方主流價值，復興中華文化，並將中西方主流文化進行綜攝、融通，以應對全球化時代的新文明挑戰。習近平新型紅色帝國道路堵死了這種可能性。

作為共產黨黨魁，習近平永遠不可能對秦始皇認祖歸宗。於是秦始皇、毛澤東的精神死敵和政治對立面孔子和儒學成為替代品。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本”，中國傳統只是“用”，共產主義是“道”，中國文化只是“器”。良莠不分，本末倒置。愚昧如此，良有已也。

二，物質力量

中國不斷聲稱，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若干年後即可超過美國。習近平新型紅色帝國的真實底氣正在於斯。但是，既有經濟結構必須予以調整甚至改造，即正在進行的強化、優化國有企業，壓抑民營企業，所謂“國進民退”。經濟發展必須服從政治目標，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不能繼續，必須重建“政治經濟學”，以服務於紅色帝國總目標。計劃經濟、國有經濟，一句話，統統屬于黨有經濟。為達此目標，習近平不惜讓經濟蒙受損失，人民承受代價，甚至不惜閉關鎖國，重回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時代。

在習近平眼里，中美貿易戰不過是兩種制度和價值體系全面較量的一個初始環節，中美兩國更嚴峻的較量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歡迎。他已公開告誡全黨全國：中國已面臨狂風巨浪；公開以毛詩言志：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習近平在全球範圍內鼓吹“一帶一路”，四處撒幣、八方收購，決非單純經濟與貿易，而屬全球戰略布局。其對美國和西方展開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全面滲透、對抗，已成定局。

三，元首力量

在古代帝國，至高無上、居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是皇帝本人。

納粹德國最流行的口號是“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希特勒通過《德意志帝國國家元首法》確認自己為第三帝國不可挑戰的獨裁者。現代民主國家，國家領導人的興廢去留，悉遵民意。希特勒也通過選舉上台，但是魏瑪共和國之後德國的民意，正好指向具有超凡意志並代表德國命運的人物。習近平當然與民意和選舉無關，但他可以在大權獨攬同時，把自己塑造成國家和民族甚至世界和人類的救星，甚至重新塑造民意。

習近平上台7年，重蹈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覆轍，大幅轉向新型紅色帝國；實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個人獨裁，清黨、強軍，強化統制經濟；同時在全社會鼓勵告密、實行電子監控、建立現代“天網”式監獄；一言以蔽之，中共正式結束“和平與發展”的“韜光養晦”戰略，公開轉向“革命與戰爭”。在蘇聯亡黨亡國30年後重拾第一、第二、第三國際在全球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衣缽。以中國2000多年專製帝國積累的統治經驗、佔人類五分之一的億兆人口、西方只見中國市場不見中共危險的短視以及歷史的弔詭，以習近平為首的又一代中國紅色統治階級，如果一意孤行、怙惡不悛，確實有可能攪亂甚至顛覆既有世界秩序（儘管它存在諸多弊端，亟需善化）。那麼，北京有可能取代柏林、羅馬、東京和莫斯科，成為21世紀的戰爭策源地。從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反恐戰爭幸存下來的人類，將驗證愛因斯坦、羅素等智者的憂思，共同毀滅。

一旦時機到來，習近平可能在若干方面再讓世人刮目相看。

1，習近平悉心為毛澤東開脫、辯護，重塑其偉人、國父形象，到匪夷所思地步。從“不能否定前30年”到“艱辛探索”，自有其苦衷。習近平統治方略中，毛居於父系和先王地位。習近平的毛澤東辨詞並非全是陳詞濫調，他執意不斷變換手法再三再四強化毛的至尊至貴等級，人民和歷史—本質是革命和戰爭，即造反和叛亂—選擇了中共，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正確最優秀最強大的國家形態，是中華民族結束“半封建、半殖民地”命運的不二法門，是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對人類作出貢獻的唯一正道。這一切都歸功於毛澤東。

習近平可能在2021年中共成立100週年之際，正式冊封毛澤東為“國父”。

2，習近平將升華其個人崇拜，與斯大林、毛澤東等量齊觀。這種領袖拜物教不僅為20世紀共產、納粹兩大極權主義所必須，而且將增加用精神力量駕御物質力量的奇理斯瑪型人格力量。體現超凡力量的後果，通常會突破既有秩序，轉入某種陌生、非理性的選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數次表現出令世人墜入錯愕、痛苦、絕望境地的品格，其極端狀態就是發動血腥整肅和戰爭。有某種可稱之為暗邏輯的詭異力量，使獨裁者突然升格為暴君。習近平就處於這種詭異邏輯之中。

3，在領袖崇拜同時，實行“人民拜物教”。馬克思崇拜生產力，列寧以共產黨人為發動機，斯大林倚靠個人獨裁和秘密警察，毛澤東則獨創領袖駕御的人民崇拜。幾代中國人被毛澤東玩弄於鼓掌，成為他戰無不勝的工具和利器。在盡數敗壞人民的同時，避免身後被鞭尸，因為人民是不能被審判的，人民也不允許清算在天安門城樓高呼“人民萬歲”的那個人物，不管他是暴君還是領袖。

習近平可能重新發動人民崇拜，開展群眾運動（尤其大、中學生，以工農兵為后盾），清洗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美國和西方買辦，以及發動新反右運動，甚至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5，重新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繼續清洗異己，大規模清黨，建立“習近平共產黨”；

6，重新鼓吹“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投身“大風大浪”；公開否定既存國際秩序，否定現代資本主義，不惜與美國開戰（包括核戰爭），不怕以億萬人民的死亡發動中共式“聖戰”；

7，重新號召亞非拉第三世界團結，建立非西方非白人民族之聯合陣線，括充“一帶一路”的地緣戰略、政治、軍事、外交內涵，以脅制歐洲、日本，孤立美國；

8，接受“文明衝突”理論，聯合伊斯蘭—阿拉伯世界，為伊斯蘭聖戰之恐怖主義正名，對抗西方—基督教世界；

9，效仿前蘇聯，在美國後院策動武裝革命、恐怖事件和核危機，壯大中共在世界戰略地區之“第五縱隊”；

10，廣泛利用美國社會自由與法律空間，收買商人、政客、科學家、學者、軍人；組織在美華人舉行各種反美活動，策劃社會動亂，破壞美國社會秩序，必要時直接製造事端，包括各種恐怖活動……

半個世紀前，索爾仁尼琴指出，俄國為19世紀從西方刮來的馬克思主義丧失了6，600萬條生命，他希望這股腥風血雨的黑風刮向東方，讓中國共產黨去做世界革命的領袖，讓十億中國人去承擔解放人類的使命。今天，這名俄國先知夢魘般的預言已開始應驗。習近平迫不及待地要履行拯救世界的使命，日思夜想一個插遍五星紅旗——世界上醜陋不堪、除階級鬥爭色澤外毫無民族與傳統痕跡的血腥旗幟——的地球。習近平及其黨羽並非徹底喪失判斷力的癲狂集團，他們一切內外戰略性思考或許都基於如下分析與判斷：2000年紐約世貿中心灰飛煙滅、兩場反恐戰爭、2008年金融危機、2011年日本地震海嘯、歐洲一體化難以為繼並身陷伊斯蘭移民泥淖後，西方已經出現下世光景。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萬國來朝，風光無限，正是風景這邊獨好。

六，踐履中國正題，消解中國反題

如何應對紅色帝國？

用文字、圖片、展覽館、文學、藝術、音樂、宗教活動傳播自由、民主、正義、平等、理性、良知、仁慈、悲憫、博愛等普遍價值；審判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和共產主義幽靈反歷史、反文明、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類的意識形態和歷史原罪；揭露中共作為蘇聯最大買辦，悖逆中華傳統文化，導致中國倫常隳敗、道德墮落，淪為率獸食人的野蠻之邦、人類歷史上最醜陋腐敗的索多瑪罪域。

蘇聯東歐劇變，根本原因在於，來自西方19世紀的共產主義幽靈違逆人類自由本性，也與有千年宗教和自由意志的俄羅斯精神相牴牾。以美英為軸心的西方陣營在半個世紀的冷戰中有力地削弱了蘇聯紅色帝國並在道義上持續聲援英勇抗衡共產黨統治的男女人士。

中國改革開放攫取了天文數字般全球化紅利，也讓無數國人走向世界，各種文明以無數形態變化並更始國人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將為紅色帝國難以抵御。它是比“和平演變”更深廣的文明演變和人性更新。遲早會形成抗衡紅色帝國的新興力量。

中國民營企業長期依附與中共權力，但財富和資產本質上趨向自由和獨立。逐漸擺脫權力桎梏，尋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最終轉上西方資產階級的正道，遲早會成為民營企業家的歷史性選擇，成為憲政共和的物質基礎。

台灣作為中共政權的敵對方，香港民主運動反共抗暴，將與北京漸行漸遠；西藏、新疆要求宗教自由與真正自治的訴求，將如蘇聯民族獨立浪潮，顛覆蘇聯紅色帝國一樣，成為瓦解紅色帝國的強勁力量。

中國知識界、青年學生、律師等白領階層，不可能認同紅色帝國；中國工人、農民和市民，也不可能長久甘為中共政權和紅色帝國的腳手架。總之，儘管中國人民被中共反復欺壓、盤剝、蠱惑，但他們尋求自由、獨立、真理以及向善行義的天性並沒有徹底泯滅，——30年前天安門及全國各地的民主運動即是明證。索爾仁尼琴所下“建立大帝國的目的，跟道德高尚的人民不相容”斷語，仍然適用於中國。

儘管美國和西方對中共實行綏靖已近80年；對中共本質的認知一錯再錯。但是，面臨習近平建立新型紅色大帝國並威脅既有世界秩序的圖謀已大白於天下的空前危局，美國已清醒並迅速行動，在世界範圍內阻遏中共紅色帝國肆意擴張，已經開始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美國應該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遠比前蘇聯更邪惡、狂妄、驕橫、強悍、狡詐、暴發戶式、野心勃勃的新型紅色帝國。

如前所述，習近平正在成為中國劫數，正如希特勒曾是德國的劫數，列寧斯大林是俄國的劫數，毛澤東是20世紀中國的劫數。

經緯萬端，破解斯芬克斯之謎，祛除利維坦之惡，消解馬克思加秦始皇之禍，撲滅紅色帝國之災，代價最小、流血最少，成本最低、後果最好，是誅伐習近平。中國人有權以所有可能的方式誅伐習近平，包括逼其退位、發動政變、謀刺、或訴諸天譴。

習近平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是特殊材料煉成的，堅韌不拔，鐵血冷酷，忠於理想，“不忘初心”。習近平必須明白，中國共產黨沒有什麼初心，他們全部奮鬥只在實現馬克思列寧的初心。如果有朝一日習近平的新型紅色帝國真的佔據了世界舞台中心，那也是馬克思列寧的勝利，是西方共產主義幽靈的勝利；歸根結蒂，是19世紀歐洲黑暗心靈對世界的隔代征服；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不過作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而已，中華民族的悲劇性宿命而已。

民主社會，政治人物如林肯、甘地、肯尼迪、馬丁·路德·金、里根、約翰·保羅二世等經都面臨被刺殺危險，但國家依然穩定，生活照常。極權主義國家，一旦最高領袖死亡——即或正常死亡——都常導致腥風血雨。列寧去世，數萬俄國人被屠殺殉葬；斯大林去世，數千人互相踐踏而死；毛澤東屍骨未寒，其戰友和弟子即發動政變。鄧小平後，中共實行常委制“集體領導”，江澤民、胡錦濤若有三長兩短，不會發生強烈社會動盪。但是習近平一旦退位或暴斃，中共將立即四分五裂，引發權力鬥爭或地方割據。但是無論發生何種後果，都比任隨習近平把中國拖入深淵好。如果出現這種局面，中共黨政軍內開明力量將與知識界和社會各界結成聯盟，戰勝中共頑固派反動派，並獲得美國等西方國家同情與支持，中國可望出現歷史性轉機。

已有不少人分析習近平下場與結局，更有人正以不同方式解除習近平加諸中國和世界的威脅，中國產生自己的施道芬堡伯爵和朋霍費爾式的英雄，產生當代荊軻、聶政式的好漢，已呈現出1949年中共篡國以來從未出現的特殊意旨和現實可能，並為國際社會矚目。

七，結語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帝國”本屬一個古代概念，納粹德國、蘇聯和毛澤東中國是世界歷史反常演變的特殊產物。“共和”是現代概念，是文明總體改良，人類社會長期交流、制衡、合作的國際單元。“共和”的根本目標是在世界歷史“戰爭與和平”的悲、喜劇輪回中，終極性選擇和平，以利於人類繁衍和有序演化。摒棄戰爭，必須終結帝國，以避免人類同歸於盡。

任何誘發和強化帝國意欲的言論舉措，都將是對中國最危險最有害最凶險的誤導，都將使中國近代以來全部經驗和教訓付之東流，都將使中國文明（包括近三十年的物質積累）毀於一旦，都將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都是對中國和世界命運的極端反動丶極端無恥的挑戰，對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的啟示錄式的威脅。

幾乎在建立政權同時，中共就表現出特別暴虐丶殘忍的特性，對人民不加克制的剝奪丶鎮壓。當中共極權主義剛剛溢出它的邊界，世界就領教到它的戰爭狂熱，在亞洲幾場地區戰爭中中共表現得格外好戰，肆無忌憚地擴張丶侵略。七十年來，中共一直厲行專制，迷戀極權，視中國和人類一切文明價值若糞土。索爾仁尼琴曾告誡蘇聯統治者：建立大帝國的國家注定要遭殃，建立大帝國的意圖跟道德高尚的民族之間是不相容的。大帝國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擁有強烈的難以抵禦的誘惑。但是，辛亥革命以來，8964以來，中國始終存在另一種|主旋律。在選擇帝國還是共和的總決斗中，中國人還有機會證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

中國是世界唯一一個尚未建立共和而正滑向帝國的大國，其危險性已毋庸贅述。就本性而言，中國人傾向和平、中庸，並擁有“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智慧，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於立而立人、己於達而達人”的道德自覺。馬克思列寧和《共產黨宣言》那種絕對、極端、你死我活、唯我獨尊的哲學，最難為中國文化認同與容受。中共政權是共產主義幽靈籠罩東方的惡果，在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名譽掃地30年後的今天，習近平等中共新統治集團在中國重建紅色大帝國的企圖，註定失敗。

一千年前，中國詩人即為末代中共寫下墓志銘：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里流。

2019,12,17—20

本站刊登日期： 2019-12-22 11:37:00

关键词:

終結紅色帝國，再造中華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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