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鉴往知来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正值秦伟平先生从而立之年迈入不惑之年的关键时刻，他推出《中国危机三部曲》的完美收官之作，《中国危机大赢家》，可喜可贺。我都认真读过其中前面两部《中国危机路线图》和《中国危机大逃亡》，并在三年半前为其中的《中国危机路线图》作序推荐。今天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新年前后肆虐九省通衢江城，湖北告急封省，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病毒传播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秦伟平的早期预警、应对方案更是倍显预见性。现在再次受邀为他的讨论危机之后命运大揭底的《中国危机大赢家》作序，心情也如书名一样矛盾，我自己和作者一样，都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当然，危机本生就是危险孕育着机会，结果让人悲观还是乐观，全在自己把握和造化。当下中国的危机，可能正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共运势由盛转衰的标志。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了：藏人的抗争和自焚十多年来没有停止，上百万的维人在新疆被关进类似集中营的“职业培训教育营”在全球曝光，半年多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让“一国两制”破产，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历史性高票获得连任使得习近平的“统一大业”变得更加渺茫。最让中共失去底气的是在习近平权力集中愈来愈多后，中国经济却越来越走低，自2015年夏天习氏股市崩盘后，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怀疑近两年所谓6%的年增长率掺水造假，经济可能已经出现负增长。以实惠换自由正是中共与百姓专制政治默契的合法性基础，如果中共再也无法维持经济的扩张，人民对政权的专制容忍度也会降低。正是在危机困难多元叠加的情况下，习近平在外交上再次遭遇重创，和美国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投降书，在世人面前丢尽颜面。紧接着，国内又从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性病毒。封城、封省、封路和全国陷入恐慌，加上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对中国人暂停入境，把习近平的无能和危机暴露到极致。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共就是近百年以来以来困扰中国人的红色病毒，如果我们认识到“习特勒”的绰号揭示了这个红色帝国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威胁的“赤纳粹”病毒，真正渴望中国迈入自由民主的人们应当在习氏政权陷入四面楚歌之际，内心感到柳暗花明的希望。这就是秦伟平的“赢家”乐观心理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一个正人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秦伟平逃离了危邦、乱邦之后，却无法忘怀家乡故园的父老乡亲，愿意把他的智慧和众人分享，利益天下。这是难得的一种菩萨心肠。

我在参访台湾民主道路里程碑的过程中，在慈林“台湾民主运动博物馆”读到了“鹦哥救火”的故事。该馆创始人、台湾民主运动元勋之一的林义雄先生在慈林基金会成立典礼上这样说到：喜马拉雅山麓生活着许多飞禽走兽。一天发生了竹林大火，一只鹦哥鸟飞上天空安全逃离火海。但他挂念那片土地和受难伙伴，于是飞入池塘用翅膀浸水，然后飞上天空把水滴在烈火上。他如此飞来飞去，不惧怕自己力量微不足道。但这种慈悲心和献身精神感动了天神，神力帮着把大火熄灭了。其实，面对中共的极权主义和国人的深重灾难，瘟疫肆虐的中国已成人间地狱。秦伟平和我们许多人所做的努力，可能就像是这个鹦哥，但我们期盼自己微小的努力能够感动十万、百万的中国人，激发公共热情和集体行动，大家一起为民主、自由、尊严、人权努力，直至感动上苍、改变历史，把中国带进民主政治文明。

那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秦伟平的著作的价值从而参与到他号召的集体行动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动体和决策者。第二，每一项决策都需要信息和智慧的帮助。

我们都知道21世纪生活的挑战和压力，因为我们都直接感受到它们无处不在。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身处中国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我知道决策研究总讨论的是《领导决策学》。今天我们必须关注“人间决策学”或“民间决策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决策者，所以大家都会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双重应对。无论身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生活，无论是居家工作、出行旅游、购车购房、子女求学、老人就医、投资保险，还是打工经商、出国移民、规避政治经济风险，都是决策过程。在发达国家，生活工作频率节奏都很快，而且强调个人主义的自主、独立，除了生没有自己决定外，老、病、死都需要自己安排决策。随着技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每一个个人还必须保持终身学习、不断自我再造，所以教育、职业再培训、生命关键期的各种转型，都需要自己安排决策。那么，对生活在中国的某些坚定相信党的“伟光正”、国家强大后盾、政府英明高效的人来说，是否就不需要决策了呢？其实这些人尤其需要学会决策，因为在大灾难降临时，中共专制政府经常会是制造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当下武汉的瘟疫就暴露出“举国体制不举”的弊端，各级官员也是怠政懈政，政府基本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一遇天灾人祸，政府的拥趸往往也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何规避风险、准备自己和家人自救，都是人生需要考虑的安全系数。其实穷人和富人、穷国和富国的区别经常不是简单反映在现金的多寡，而更多反映在我们生命的保险系数高低、抗风险能力强弱。善于思考决策，未雨绸缪和防患未然就必然成为高品质、安全幸福生活的前提，是脱贫致富、进入小康的目标。

如果要进行决策，每一个决策者在具备决策能力以后，最需要的就是信息，而信息质量的高低和一个社会的信息效率是分不开的。而秦伟平正好可以为生活中和工作中的每一位决策者提供帮助。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有未来学，我在大学时就读过《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著作。现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不定期发布的全球未来报告也是我研究和决策需要参考的著作。秦伟平的研究就非常好地利用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企业界的各种研究报告，为大家投石探路。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前者研究当下，后者反思过去，但其实二者又都是在帮助我们前行。美国著名的政治政策预测大师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曾说过：“我们可以预估各种行为，预测未来，而且通过发现途径来改变激力机制，就可以在人类决策大量的选项中造就未来。” 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原因解释都会出现在开始，而不是尾端。”明天发生的事不会无缘无故发生，而是由今天或昨天我们可以发现的诸多原因汇聚而促成的。一个有远见的观察家是可以见微知著、鉴往知来的。

秦伟平的前两部著作受到人们广泛欢迎，主要是它们帮助了人们的决策，并使无数人受惠。他能做到这点，不是因为他手中握有一个水晶球，而是因为他首先生活在一个具有充分言论、思想和信息自由的多元社会的美国。其次，他兴趣广泛、政经皆通、学以致用，可以大量吸收和消化美国学界、智库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后，由于他能时刻贴近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脉搏，所以他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

当然，我们在讨论任何一项社会、政治、经济预测时必须把一对一的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和概率论的发展趋势区分开来。在物理科学中，我们可以找到单因变量的绝对因果关系，比如两个氢和一个氧构成水分子结构，或者在常规条件下摄氏100度产生水沸腾，等等。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通常讨论的是多因变量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讨论几率大小的问题。比如，如果社会科学家可以预测某个群体60%以上的人会选择某个行动，其他没有成为主流的少数人群并不能证明预测错误。也必须指出的是，历史变动进入门槛并非需要90%以上的人参与，甚至也不一定要有50%以上的人决定，而可能经常是通过先知先觉的一个关键人群带动后知后觉的人，实现历史变革。有的人群可能永远是不知不觉的或者是装睡的。所以社会科学的预测是着眼宏观大局和历史运势。知晓这个道理的人才会顺风而呼，假借时运，避免背时。社会、政治、经济预测的另外一个风险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一项可能出现的灾难性的结果，有可能出现集体规避从而导致预言产生了反向的刺激效果，例如激将法；或者我们也可能看到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自暴自弃。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其实都反映了预言本身对人群产生出的影响力和价值。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有理有据的、遵循社会科学逻辑的、同时预估到意外情况的预测。在人工智能、深度知识和大数据时代，任何具体而明确的单一决策，比如从机场回家，都可能被机器决策取代。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必然会替代更多的驾驶员。但是，面对社会、人文、心理、情感、伦理、美学多重价值评判的生命选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没有非此即彼的黑白、好坏的选择。相反，我们人类生活的选择经常给我们带来道德困境，或者说我们的选择经常不得不是“索菲的选择”，我们只能在好和更好、坏和更坏的光谱上进行评估、取舍、选择和决策。在这样的限制下，人的大脑、人文智慧、人类的通识教育和综合能力就永远不会被机器取代，而将继续是决策成功的关键。我相信，这亦是我们的未来社会会保持人性的关键。

预言的价值是帮助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怀抱最好的希望，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个好的预言大师可以同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一个乐观主义者。如果我们大家都像小红帽天真欢快走在森林里一样对待莫测的生活，可能就会被大灰狼捕获。成功人士经常给人们昭示的人生第一智慧是：首先绝不做被动的牺牲品。即便最终正义会到来，迟到的正义也是被剥夺的正义。所以，秦伟平在他的三部曲中的前两卷都是苦口婆心地要讲明这个道理。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追求更大的成功。现在秦伟平的第三部著作就是要给读者指点迷津，希望有缘接触和理解他的智慧的人们能够审时度势，真正做到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关键时期，历史造英雄的时代正在到来。但机会女神只会拥抱做好准备的人们。基于此，我向读者推荐秦伟平的新著《中国危机大赢家》，期盼更多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能够积极参与到历史大变革中，成就自己，也为中国历史立功、立德、立言。

2010年1月31日于美国纽约竹林精舍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