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識歲寒心——悼念李怡

作者:孔捷生

八十年代末歲是我人生急轉彎的標誌牌,就像解不開的記憶繩結,串聯着前半生與後一半。而香港是命運扁舟短暫系纜的埠頭,那時寄身西貢區黃麖地背山面海的一間村屋。苦夏逼人,心情抑郁無法讀書,只亂翻報刊。不經意從《九十年代》雜誌讀到李怡,文人看字別有心得,李怡的思想超越彼時各種驚悚流言,筆鋒刺穿龍鱗,直達深部。更觸動我的是,無論作者之堅持抑或反對,字裡行間都看得出真誠。我於是記住了李怡。

日子在山風海濤中流走,延宕至歲尾,我孤身飛往美國,開始漫長漂泊。沒想到重返香港要等很多年以後,其時世態卦象已變——香港主權易手;我在遠域落地生根;《九十年代》停刊;我在美主編的《廣場》雜誌亦停刊……人和城都已時過境遷,曾經的大時代化為遙遠回聲,恍如沙岸潮痕。而這座城於我儼然深意象,既銘刻着人生大轉折的記憶,更是母文化象征——對海外文人而言。

我和羅海星是好友,也都是被命運之手刷新人生頁面的逆行者,兩人重聚有說不完的話。這天羅孚前輩在北角一家上海菜館請吃飯,席間我初識李怡。文如其人,他的才氣帥氣撲面而來。因我和羅海星經歷獨特,自然言及一些話題,到底三觀相同,我和李怡相談投契,一見如故,覺得他心胸磊落,待人誠摯。李怡沒讀過我在大陸時期的文學作品,但看過我在海外寫的散文雜文,他說發表的那些園地太小眾,便邀我為報紙寫稿,一寫多年。

之後我多次赴港,每次都與李怡暢敘,平時也通電郵,他每年到加拿大都和我通電話。正是他告知著書計劃,讓我深受觸動,遂棄寫香港報紙專欄,回歸文學寫作,並獲李怡力挺,囑我有新作發給他一閱。人要追隨自己的目標,做最喜歡的事——這也是恩師余英時先生和我說的。

光陰窸窣翻頁,不知不覺間,李怡的白發爬上了我的顱頂,恍如一個年代的星霜。記得初見時李怡告知他將滿七十,十年後他告訴我要滿八十了。其間摯友羅海星辭世;羅孚前輩仙逝;香港滄桑之變更令人感慨百端。那年聖誕前夕訪港,我看到義工在銅鑼灣地鐵站出口設攤位,呼籲記住刻木紀年的歷史事件,並給那些付出一生的殉道者寫聖誕卡,路人腳步匆匆,鮮少駐足。

我以為,關心那些人和事的時代已過去了。崇尚個人的自由社會代表一種價值體系,生下來就接受這種文化熏陶的香港人,對宏大意象的關注終難持久,亦無暇牽掛了。他們自己曾有的東西也在頹化剝蝕,就像那部港片《十年》。怎想到,時代律動在不同的文明區塊也同樣會發生,於是風球高懸,觸天驚濤漫過巨礁,粉身碎骨為無數浪沫,末了歸於震耳欲聾的死寂。

從抵觸到衝突,這是不同文明的宿命,就像異質蛋白造成人體強烈過敏反應。香港開埠一百八十年,獨特價值之內核,如同凝結在蚌殼裏的珍珠。但比起古老巨礁,生珠老蚌還是太年輕了。念及李怡及羅海星們之鍥而不捨,如同被宿霧鎖定的流螢,掙扎着點燃生命中的微末之光,委實令人感觸萬千。

李怡讀過我回歸文學所寫的散文和舊體詩,說他也曾有文學理想,「我一直想再嘗試,但總放不下香港日趨淪落的時事。」他又說「按照我的人生規劃,早應移居美加矣,但對香港卻是難舍難離。香港越是沉淪,我越是不忍離去。如果香港好好的,我可能早就走了。」

我原是寫小說出道,去國之後僅九十年代在普林斯頓時還寫過,其後再也未碰。我和李怡說過想回到小說耕耘,只恐筆法荒疏,寫出來的話再請他指點。今歲虎年春節,我們互通問候,李怡提到去歲末患心肌梗塞,住院兩週,大病一場。出院後尚在靜養中,已漸康復。現仍每週寫回憶錄,繼續在Facebook刊登。李怡還提到我在明報月刊寫中國老音樂家的文章《一代人的喉嚨與歌聲》。說他叔叔是中國歌劇舞劇院長。與周巍歭是鄰居,他是大提琴和指揮出身。我文中提及各人,他叔叔也常提到。我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和李怡通電郵。

驟聞李怡在臺北仙去,我的小說剛好殺青,卻已無處呈遞。悲愴之余又想到,我和他的緣份,在於都是很有堅持的人。我年滿七十,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李怡繼倪匡之後,成為香港一代文化人的背影,卻仍有逆行者在無盡頭的路上跋涉,這是前人足跡的延伸。

最後錄一首以前寫給李怡八十壽辰的詩作:

危時方識歲寒心,老鳳欣嘉雛鳳吟。

從俗從龍偏傲世。汲河汲井自分襟。

紫荊昨夜雕黃傘,丹筆由來殫血忱。

莫謂桑榆花不著,春幡化碧更蕭森。

—— 明报月刊
本站刊登日期: 2022-11-01 1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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