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国家”这个提法，最早见于李华瑞教授2018年论文集《探索宋型国家的历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历史》）。李教授在其发表的200余篇论文中，精选25篇，分为“立国方略”“华夏区隔”“社会变革”“财经市场”“荒政王道”“视野拾零”等6辑，结集面世。可以说，此书展现出作者对两宋历史的基本看法和独到认识。四年后的2022年，李教授又推出学术专著《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以下简称《演进》），以“宋型国家”为主导理念，具体阐释两宋300年历史演进轨迹。此书分15章，加上“绪论”和“尾论”，共有17个部分。如果说，《历史》一书是从横剖面入手，即以专题论文来深入剖析两宋历史的关键节点；那么《演进》一书则是从纵剖面入手，即以时间顺序为线索，从第一章至第七章讲述从北宋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杯酒释兵权、天书封祀、庆历新政、绍圣绍述，一直讲到南宋泥马渡康王、岳飞抗金、绍兴和议、孝宗改革、权相弄权和崖山败亡；从第八章到第十五章，再择取理解两宋历史的关键问题，深入分析宋朝的积贫积弱和对外战争、产业发展及其区域特色、商贸与城市、货币与资本、财计与民生、宗教与民间信仰、妇女与社会。如此纵横交错，编织起理解两宋历史的崭新框架。可以说，在30余万字的篇幅中，此书能够容纳如此丰富的历史信息，且以“宋型国家”为独特主线，对两宋300余年的漫长历史进行纵向、横向比较，以立体式框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一条主线、双向剖析”的逻辑安排，显示出作者数十年耕耘两宋历史所积累的深厚功底，更展现出他所具有的“整体历史”的全局视野。这里以《演进》一书为讨论对象，不妥之处，敬请李教授和方家批评指正。

纵向比较：“宋型国家”的主要特征

作者将两宋历史置于从秦汉到晚清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由此看出宋代独具的四个特点，进而由这些特点提炼出“宋型国家”概念。这些特点和概念，道前人所未道，极富启发意义。

第一个特点是，两宋自始至终是一个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时代，其标识是真宗年间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流行看法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华夷之分”一直是华夏政权（中原政权）普遍认同的观念。但李教授提出，到两宋时期，宋朝知识阶层（包括君主和大臣）的认知世界中，这一观念的内涵和界定较之前时代均已大异其趣。在宋代知识分子看来，“华”只是汉族为主的聚居区，是应该据守的疆域；“华夷之分”是疆域之分，而非高低贵贱之别。这一观念变革，实际从宋朝初期便有迹可循。宋太祖赵匡胤曾有意只镇守唐中叶以后形成的农耕内地，而不再以恢复汉唐旧疆为念。而后来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恢复汉唐“王化”之地（即幽云十六州和河西、河湟、河套等地）的举措和理念，又被后来的南宋君臣和知识阶层斥为“变乱祖宗法度”“开边生事”，甚至被视为亡国的主要原因。李教授明确指出，“这是汉族政权主动的战略退却，为一争雄长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会”。这是既从两宋历史实际出发，又以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视角的明智之言。

第二个特点是宋朝实行以工商业税收为主的财政制度。自中唐以来均田制和府兵制相继互解的情势中，宋朝政府面对周边游牧渔猎民族之步步进逼，不得不斥巨资养活一支以流民为主的军队，军费开支占政府财税收入的比例常常高达70%-80%。为了不增加农业税赋，便将关涉民众日常必需的盐、茶、酒、矾、醋、矿冶和香料等，统统纳入政府专卖经营的范围之内。这种以工商税和专卖收入为主的财政制度，亦为中国古代历朝所仅见。李教授甚至认为，宋代商业市场和城乡市镇发展，其主因便是得益于宋朝以专卖和工商税收为主的财政制度，所以研究宋代经济史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制国家财经制度亦即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庞大的军费开支确实是两宋一以贯之地重视商税和专卖收入的重要肇因，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笔者以为，国家政策得当与否对于经济发展确有重大影响，但政策设计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似有更多观察层面，到底是经济政策带动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政策改变，抑或两者之间有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尚有进一步讨论空间。近年来制度经济学有大量文献论及制度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值得关注。

第三个特点是士大夫政治。两宋是我国两千余年帝制时代“士大夫政治”表现最为突出的朝代。文化史大家柳诒徵有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中国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21页）两宋之所以无后宫、外戚、宦官之患，即得益于士大夫政治。张邦炜先生曾以翔实史证说明，所谓宦官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这些专制时代常见的政治祸患，在宋代基本不存在，其因既有观念的约束，又有制度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宋代恰恰有一批勇于讲话、敢于坚持制度的士大夫。称他们为皇亲国戚的克 星，简直当之无愧”。（《宋代皇帝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宋代“宰相必用读书人”“典刑必用儒臣”“治狱必用士人”皇帝“左右前后，无非儒学之选”即是士大夫政治的具体表征。北宋重臣文彦博对宋神宗所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中华书局1992年标点本，第5370页）更是为人熟知。可以说，士大夫群体是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体力量。两宋政治是典型的官僚政治，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宋代就是个“官人世界”（洪迈：《夷坚志》支庚卷5《辰州鉴押》，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1177页）。这自是得益于宋代皇帝对臣僚忠义之气的提倡。五代北汉宰相卫融被宋军俘虏后，对宋太祖赵匡胤说：“陛下纵不杀臣，臣亦不为陛下用。”对此，宋太祖不仅不怒，反而称赞卫融为“忠臣”；不仅将其释放回家，而且给予重赏。（《宋史》卷482《北汉刘氏世家》，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941页）宋代的官僚政治还有赖于其“不杀大臣、言官”之誓约，此所谓“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详’，相袭未尝辄易”（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引曹勋《北狩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722页［下］）。就主体而言，宋代士大夫大多极有社会责任感，纷纷以“救时行道为贤”（《苏东坡全集》，世界书局1964年版，第279页）。特别是自范仲淹倡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始，不少宰执重臣甚至敢于指斥皇亲国戚，乃至议论、教训皇帝。这在其后明清五百余年历史中乃是不敢想象之事！两宋士大夫敢说敢当、指斥江山的勇气和担当，迄今令人肃然起敬！甚至可以说，宋代士大夫处于我国历朝历代中最受尊敬、最受重用的时期。正如作者所言，“宋朝科举取士之多、文官地位之高，整个文治氛围居于秦汉以降各代之冠”（《历史》序言第4页；《演进》第2-3页）。这在《演进》一书中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和孝宗改革等章节中可以看到相当具体的描述。

第四个特点是儒学复兴导致宋学崛起。宋代新儒家群体的形成从“疑经”开始，在原始儒家经典中着力发掘儒家义理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儒学在学术思想，乃至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独尊地位。自北宋中叶起，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温公史学、两程洛学、张载关学等“蜂出并作”，类似于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活跃局面。与此同时，宋诗、宋词、宋画、宋文争奇斗艳，唐宋八大家中宋居其六，称得上是一个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文化高涨时代。

横向比较：两宋社会的独有意涵

如果说，前述四个特点是将宋朝置于我国两千年帝制历史长河中进行纵向比较而得出的关于“宋型国家”之主要特点的话，那么将两宋置于与之同时并存的辽朝、夏朝和金朝（另外还有吐蕃、回鹘、于阗、大理、喇嘛汗以及蒙古等）等政权对峙并立的格局中进行横向比较，李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归纳出两宋社会的五大特点。

其一，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开始东移。中唐以降，随着经济中心南移，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中心开启了东移进程，原有的两大政治、文化中心城市长安、洛阳逐步失去了帝都地位。从东西方位看，北宋首都开封、南宋行在杭州，以及两宋之后的元明清首都北京，其位置均更偏向于东方，“两宋在中国帝制时代政治势力转移和大格局分布上是一个过渡时期”（《演进》第4页）。

其二，“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格局已然成形。这是李教授采纳其师漆侠先生的看法。我在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中，把宋代经济格局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9-818页）。如果说“北不如南、西不如东”是一种静态比较的话，那么“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则是一种动态观察。这两种概括看似不同，实则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其三，土地市场开始活跃，民间土地买卖频繁。两宋土地商品化潮流逐步战胜土地国有化旧制，“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常态，并延续到元明清和民国时期；与此同时，租佃制取代部曲制，农夫人身自由程度大幅提升，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在我看来，土地买卖自古就有，不过多少有别而已。自井田制在战国时代瓦解以来，无论西晋占田制还是魏晋到隋唐的均田制，都是国家干预土地分配的一种政策手段。土地商品化（财产化）潮流最终在中唐时期冲破国家田制的束缚，是土地私有化程度逐步加深的结果，两宋则是民间土地私有权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

其四，宋代文化繁荣。“两宋文化直接影响了明清以来农耕区汉族性格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文明最繁盛的时代之一”（《演进》第6页）。将两宋文化的繁荣与汉族性格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是一个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开掘的重大课题。

其五，崇文抑武。宋朝在官僚队伍的任用上实行以文抑武方针，与辽朝、西夏、金朝和蒙古等政治实体形成鲜明对照，这导致宋朝虽有雄厚经济实力，但武力不振，在与同时代对立并峙的政治实体之战争角力中屡屡处于下风，终致亡国。

经过李教授以上的纵横解析，两宋长达300余年的漫长历史以立体式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能不说，李教授在此书中显示出其高屋建瓴的构建功底和高瞻远瞩的广阔视野。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虽说限于篇幅，难以面面俱到，但宋代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关键、大问题几乎无一遗漏。对于刚入史门的初学者，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入门书。对于沉浸有年的研究者，更是一本具有严整体系、又自成逻辑的研究专著，为全景式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崭新视角。顺便说一句，这种兼顾研究专著与通俗读物的写法，亦值得以史学研究为业者仿效。

启示价值：“宋型国家”的启发与思考

李教授《演进》一书凝聚了作者数十年研究心得，新见迭出，读后颇受启发，获益良多。当然亦有几点疑问想向作者讨教。

一是“宋型国家”概念的成立问题。作为一种国家类型，除了宋代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朝代亦可归类为“宋型国家”？ 如果仅有两宋一朝因为具有上述纵、横两个方面的特征而被称为“宋型国家”、而其他朝代难以纳入其中的话，那么“宋型国家”之“型”的提法是否能够成立？ 鄙意以为，若能放宽视野，在两宋以前或以后的其他朝代中找到与上述诸特征相近相类的若干表征，则“宋型国家”就可以前有滥觞、后有发展，“型”的概念庶几乎可以成立。当然，这个要求突破了断代史研究场域，不易操作。不过从概念构建的学理层面，似乎又显得还有必要，因为适当地联系宋代历史的前后发展时期，做一些对照性观察，或许能使“宋型国家”概念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举例而言，如两宋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考之明代大修长城，着力据守长城以内的汉族农耕聚居区，则宋明两朝具有相似性。再如士大夫政治，在明代，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统治的50年外，自仁宗洪熙以降的百余年中，亦有“官人世界”的某些气象。如能在两宋前后的朝代中找到更多的相似性，或许会使“宋型国家”概念更加饱满、丰富。

二是两宋新兴社会阶层问题。李教授讲到唐末五代以降，世家大族渐次没落，士人群体和新兴家族成为宋代的社会中坚。这当然是对的。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取代原先的门阀士族，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各级各类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演出一幕幕至今激动人心的话剧；与此同时还有数量庞大的落第士人，作为乡绅群体与民庶地主的主体，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地方自治力量。正如钱穆所说，“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国史大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61页）。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开明专制”。

在我看来，就两宋而言，其实还有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其重要性不在士大夫阶层之下，这就是与海内外市场相联系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这个阶层既有“行商”“坐贾”“高利贷者”和“前店后坊”的手工业主及其雇佣工人，也有散布在广袤农村地区的小商小贩和各种手艺工匠，其数量可以百万计。仅在东南沿海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各类海商（包括以阿拉伯人为主的“蛮贾番商”）约有十万之众。（葛金芳：《南宋海商群体的构成、规模及其民营性质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如果加上涉海产业的从业者，数量会更多。他们大多已经脱离农业，所谓“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陶宗仪：《说郛》卷85《护法论》，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涵芬楼本，第6页），被编制在宋朝专门为之设立的城市户籍中，此即“坊郭户”（“坊郭户”之名首见于晚唐，但作为区别于农村人口的城市人口而被另立户籍，却是在宋朝出现的。具体参见王曾瑜《宋朝的阶级构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南宋中晚期的城市化率据研究大约在13%-14%之间（柳平生、葛金芳：《南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类型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这可能是我国历史时期城市人口所能达到的最高比例。如果论及两宋时期的新兴社会阶层，那么在关注士人群体的重要性之外，还应重视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一阶层的壮大和崛起。

进而言之，若将宋朝置于10-13世纪多个政权对峙格局之中进行考察，不难看出这一时段我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三种文明竞争与对峙的态势，即农耕文明、游牧（渔猎）文明和工商文明三足鼎立。这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北部以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贵族为主导的游牧文明，不断向南扩张势力范围，对宋朝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形成压迫性态势，这应是两宋采取“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守势”策略的重要外部原因。与此同时，宋代汉族集聚区的农耕文明重心由汉唐时期的中原“三河”地区转移至江南地区，并在诸种因素作用下，开始面向海洋扩展生存空间，立国态势由此从汉唐“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转变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4年12月28日）。这也是前述两宋时期手工业和商人阶层作为一股新生势力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背景。对农耕文明而言，来自游牧文明的竞争是一种外部竞争；来自工商文明的竞争是一种内部竞争。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三足鼎立格局中，工商文明虽然来得最晚、但生命力顽强，它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手工业和商人阶层与士大夫阶层同为两宋社会的新兴阶层，前者重要性并不逊于后者。

三是宋代经济结构问题，亦是与社会新兴阶层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宋朝的经济结构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的兴起而发生显著改变，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逐步转化为农业和工商业并重的结构，宋代经济开始步入“农商社会”阶段（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葛金芳：《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在农商社会中农业仍然是基础性产业，但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不仅依赖于农业，而且依赖于商业和手工业部门的成长和发展，依赖于国内城乡市场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还依赖于海上丝路贸易的开拓。如果论及宋代经济格局，那么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发育应是宋代经济区别于辽朝、西夏、金朝经济的最大特点。

上述看法不一定对，顺便述及期供方家臧否参酌，不敢自以为是也。

严格地说，历史学是一门深奥复杂、极富启迪的学科。漫长历史进程中不仅沉淀着过去岁月无数政权的荣辱兴衰和更相迭代，而且蕴藏着人类发展的生命经验和生存智慧。历史记忆是整个民族精神之泉，享有共同记忆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基。史事纷繁复杂、史笔庄严沉重、史家公正不阿。客观地说，李教授奉献给学界和读者的《历史》和《演进》两书已经为宋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值得进一步开掘的新视角和新启发，期待作者有更多新作嘉惠学人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