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爱之家”到“阳光家园”

一个半月以前，朱进中收养了52个艾滋孤儿的“关爱之家”关闭了，缘由是不合法。朱进中说，当年不少乡邻临死前托付他照顾孩子，后来一位热心人士的捐款使他的想法得以付诸实施。2003年2月，他用8000元捐款起家，办起了“关爱之家”，收养了52个艾滋孤儿。最困难的时候，两三个孩子共用一条棉被。由于资金有限，他经常四处奔波筹集善款。“我对孤儿们没有太高要求，能吃饱饭，培养一技之长就行，要求他们每个都能考上大学也不现实。”朱进中说。

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关爱之家”成立10个月后

　　2003年12月初，央视收到百万捐赠。月底，当地建成“阳光家园”。来年1月29日，“关爱之家”关闭。一时间，百万元捐款的流向和“关爱之家”的命运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月22日，记者在一排排土坯房中，找到了朱进中家的二层小楼，这在村里算是条件稍好的。由于刚下过雨，小楼的门口和楼梯上沾满了湿泥，墙壁发黑而斑驳。8间房中，有5间就是当初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如今已经闲置的几张木板床上，堆满了各地捐来的衣物、书籍。朱进中说，孩子的生活起居原先都由他爱人和村里的一些志愿者来照料。

　　距离这里二三十里外的“阳光家园”， 卧室、教室、操场、厨房、餐厅、医务室、图书室和娱乐室一应俱全，配有8名老师、5名保育员、3名行政人员、3名厨师及4名保安，并且有县医院的一位医生每天驻校。

公私“孤儿院”之争

如今，“关爱之家”的孩子大多都已搬到了“阳光家园”，但对这个过程，朱进中与政府有着不同的说法。朱进中说，孩子是在“阳光家园”建成以后被要求必须送过去的，他的“关爱之家”也被要求关闭。“政府派了干部到孩子家里做工作。”朱进中说，县里要求停办的理由，一是朱进中本身是个感染者，不适合做这件事；第二，“关爱之家”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不合法。“可我去年夏天曾找到民政部门希望注册，但对方不给办。” 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张仲印则称：“孩子们来‘阳光家园’，政府从来不强派不强求，而是因为朱进中看到这里条件好，才主动把孩子送过来的。他还和我们磨了好长时间，让我们把他的女儿也收进来。”

对于政府兴办“阳光家园”的原因，朱进中和政府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关爱之家”一名志愿者说，“为什么进中没办‘关爱之家’的时候政府不办，后来进中办起来有100多万捐款了，政府又开始办了，还不是眼红那100万的捐款！” 对此，张仲印断然否认。“事实上，从2003年初政府就有建孤儿院的打算，只不过因为两会、非典等一拖再拖，再加上资金困难，一直没办起来。后来媒体报道以后，省里市里都很重视，并拨了资金，于是很快就建起来了。”

孩子们在“阳光家园”过得怎样？记者在“阳光家园”问了四五个孩子，他们都说在这里不开心。“不自由！不可以自己出门，不可以出去买东西吃，回家探亲的时间太短，爷爷奶奶送来的东西不让我吃。”一个小女孩嘟着嘴说，“我想回家！” 张仲印说，孩子们从原来管理松散的地方来到这个管理规范的地方，肯定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园里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也是对孩子负责。“门外就是公路，要是随便让孩子出门，出事咋办？家里卫生条件比这儿差得多，要是探亲时间长了，染上了病回来，又咋办？我们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北京电：民政部：“关爱之家”合情不合法

“朱进中这虽然是一种充满爱心的行为，但却合情不合法。”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闫青春，就朱进中收养艾滋孤儿一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同时认为，把这些艾滋孤儿集中到政府兴办的“阳光家园”，也是不合适的。这（虽然）表现出政府负责任的一种姿态，从这一意义上说是进步，但当地政府的这一做法还停留在传统思维中。过去，我们对孤残儿童的养育主要是由政府兴办儿童福利机构，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是理想的养育方式。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是家庭。最好是由政府出资，把他们交给其亲属、邻居或社区来代养。

闫青春说，养育孤残儿童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为了充分保护孤残儿童的安全，不主张民间团体、私人力量单独兴办儿童福利机构。“朱进中没有经当地民政部门批准，自己收养了大量艾滋孤儿，爱心可贵，却不合法。再说朱本人也是艾滋病患者，让他来当艾滋孤儿的监护人，肯定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他说。

　　据介绍，目前60％－70％的孤儿是在孤儿院里。但民政部正在探索一些新的孤儿养育方式，尽量组建家庭单元，实行家庭寄养，社区助养等，让孩子有一种家的感觉。有很多孩子不愿意去政府办的“关爱之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他们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进行严格的管理，肯定会有抵触情绪的。据闫司长介绍，民政部曾就河南艾滋孤儿的养育问题多次与当地政府沟通，要安全，要慎重。他认为，首先政府应当承担责任，其次是要采取妥善的办法来安置他们。“要尊重孩子的意愿，最好是寻找孩子的直系亲属，或邻居，由政府出资，让他们代养。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在社区建立儿童中心，但最好在10人以下。这也是国外对艾滋病孤儿通常采取的一种养育方式。”

在一个“情”大于“法”的社会里，如拿“法”说事的那可能是“法”的背后有“隐情”吧？

2004年儿童节：双庙孩童北京行

2004年6月1日：11名河南艾滋孤儿赤脚爬长城（新京报郭少峰、倪华初报道）

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2时，来自河南双庙村的11名艾滋孤儿和3位家长，在东珍志愿者徐大圣的带领下，游览八达岭长城，以庆祝节日。这些孩子中，父母双方至少一方是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有的父亲已离世，其中有两个孩子也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李丹说，六一是所有儿童的节日，艾滋孤儿也不例外。

“穿鞋子太麻烦”

借着刚到长城脚下的那股兴奋劲儿，男孩子就开始“嫌穿鞋麻烦”了。最小的健健脱掉他粉红色的布鞋，他今年只有6岁，但父亲和母亲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另外6个男孩子中也有4个脱掉了鞋子，他们觉得这样干脆。才爬到第一个烽火台，他们就在地上打滚、玩闹。

　　正午的太阳将长城上的砖晒得滚烫，一出烽火台，就有孩子嫌砖头烫脚了。健健转头想要穿上同伴康康的拖鞋，还分不清楚左右的他将鞋穿反了。烫人的砖头没有挡住孩子们的兴致，他们在长城上比赛，看谁跑得快。显然，7个男孩子中，健健落到了最后。

“我还想往上爬”

　　10岁的小强总是跑在这些孩子的前头，在徐大圣让他们返回时，他还意犹未尽，“我还想往上爬，那个台子最高。”他说的是第二个烽火台。小强说，以前从书上看过长城，现在就在跟前。虽然他也知道要赶下午3点多的火车回北京，但下长城时，他仍不停地回头看高处的烽火台。

这次他与姐姐一起来北京，父亲去年11月因艾滋病去世，母亲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现在新疆种植棉花。他与姐姐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我姐老管我”，淘气的小强说，但当姐姐打他时，“我不还手，因为我姐爱哭，我怕她哭”。

 

赤脚爬了一阵子，孩子们坐在长城上休息（图片来源：新京报）

“后悔当年卖血”

从长城下来途中休息时，小明的妈妈禁不住抹起眼泪，“我总共就卖了两次血，真后悔，那时候他（指小明）才会跑”，她认为小明感染艾滋病毒有她卖血的原因。而此时不谙世事的小明，正坐在旁边为爬上长城兴奋不已。

小明妈妈说，去年检测出小明也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而他父亲在十几天前因艾滋病离开人世，她也已经开始发病。她为儿子在全班76人中“成绩从来没有下过前三名”感到骄傲，但她至今没有勇气告诉儿子，他也感染了艾滋病毒，“我就告诉他有病，得来北京检测，还可能要吃药。”（文中艾滋孤儿的名字均为化名）

孩子好奇地透过洞口观看长城（图片来源：新京报）

2）2004年6月2日：艾滋孤儿先睹古罗马文明展（北京娱乐信报王健报道）

《古罗马文明展》是今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最重要的展览。该展览汇集了173件古罗马文物，其中大部分来自被火山灰埋没的庞贝古城。意大利驻华大使为了提升展览的层次，临时特批增加了波斯人跪像、加尔巴面具等珍贵文物。

古罗马展迎来11名艾滋孤儿

　　《古罗马文明展》迎来的首批观众中，有11名饱受艾滋病折磨的儿童，他们每人手持一面小国旗，兴高采烈地参观了展览。这些孩子中，年纪最大的13岁，名叫罗春静，最小的只有6岁，名叫范洋洋。这些孩子看起来除了肤色有些偏黑外，衣着和北京同年龄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在安静的展厅中，从一个展柜跑到另一个展柜，瞪大眼睛趴在玻璃窗上仔细地看着那些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文物。一些年纪稍大的孩子，大声念着展品介绍上的文字，年纪小的，站在一旁，兴奋而略显茫然地听着。

6岁的范洋洋把脸紧紧贴在展柜的玻璃窗上，看着里面的加尔巴胸像——本次展览中最珍贵的展品。记者问他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傻傻地一笑，腼腆地摇摇头。参观中，孩子们对国家博物馆制作的罗马帝国与西汉王朝的疆域对比图发生了兴趣，唧唧喳喳地围在地图前，“教务主任”徐大圣耐心地给他们进行了讲解。

记者与9岁的范亚辉聊了一会儿。小亚辉皱着眉头对记者说：“这些东西很有意思。”记者问他能不能看懂，他说看不懂。当记者问及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时，范亚辉摆弄国旗的手停顿了一下，说：“爸爸妈妈在家里。”他说他明天就回家。随行的李丹说，孩子们还小，也许看不懂什么，但他们常年呆在村子里，接触外面社会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来北京转转，对他们开阔视野和未来的发展有好处，看《古罗马文明展》多少会对他们有潜移默化的帮助。

民间组织筹资助学

李丹介绍，东珍是个民间组织，致力于集资办学，让那些艾滋村中无法受教育的孩子们能够受到应有的教育。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去年10月份成立以来，一共筹集了18万元的资金，学校最多的时候，有23个学生，在商丘的一所清真寺里上课。可惜，该项目办学并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故因非法办学被取缔，但项目工作人员，依然在河南活动，救助被艾滋病折磨的孩子们。

李丹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学习天文专业，为了这个救助项目，他已经把学业推迟了一年。昨天上午参观展览前，他曾带两名患艾滋病的孩子去地坛医院看病。李丹说，当地政府一直在发放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都是成人剂量。鸡尾酒疗法如果剂量不对，根本无法起作用，还会对人体有害处，所以要带孩子去医院看看。据悉，明天他们将返回河南。记者从国家博物馆获悉，这是艾滋受害儿童首次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考虑到这些儿童的特殊性，不但按规定对儿童实行免票，还对陪同人员和家长全部免票。

以下借用《赵天旭报告》（后述）中承红磊对朱进中的访谈，补充一下东珍在双庙的托孤背景：

承：“东珍”的李丹有没有来过？

朱：李丹经常在这个村子里。

承：他跟你联系过吗？

朱：没有，我们联系很少。

承：他过来是看有没有合适的孩子？

朱：实际上李丹是多了也没法做，少了也没法做，他就那几个孩子才正好。

承：他是先通过人来这边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过来问你愿不愿意去，是吗？

朱：不是，他在这个村子里也有一两个人，叫王国锋。

承：好像在7月份，王国锋被带走了。您了解这件事吗？

朱：我们村里被带走的总共有6个人。

承：这六个人是不是都与李丹有联系？

朱：就他们夫妻两个有联系。王国锋、李素芝，其他四个都是我们村里的病号，其中一个是医生。

承：那为什么抓他们呢？

朱：大概是给政府找什么麻烦吧！

承：是不是在外边的活动比较多？

朱：那个医生跟县里的卫生员有一些过节。

承：当时把他们带走是在什么时候？

朱：7月份7月8号吧。到8月8号才出来4个。

承：关在哪里？

朱：县里看守所。

承：现在在家吗？

朱：都在家。

承：象王国锋，县里有什么说法吗？

朱：其他的罪也没定，就订了个扰乱社会秩序，都一样的。

本文提示：在双庙11位孩子结束北京之行的一个月后的7月7日，东珍学校遭遇灭顶之灾。

 

高燕宁一稿2016年7月29日